人的存在意义是从生命初期的被人照顾状态，到养成自我照顾的能力，再到有能力去照顾他人，包括婚姻伴侣和下一代。生命意义因而是实现一个有目的和方向、由己及人的成长变化过程。
鼓励生育攸关社会长远利益，甚至可以说是基本国策，但凡事总要考虑代价，以及政策的未预期结果——例如不能因为要鼓励生育，却意外导致家庭组织的崩解。
生育率持续不振已经是近年来困扰发达社会多时的普遍危机，各国政府不断在政策上绞尽脑汁应对，成效却始终不彰。现代社会的政策制定原则，大多立足于源自自然科学的实证办法，必须参考大量实际数据，对于相对比较不易量化的价值观等“虚”的层面，则显得无能为力。可是，很多跟人有关的社会问题的症结，答案却可能隐藏其中。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心理学教授约翰·维威克（John Vervaeke）2017年与另两位学者合著的《西方文化里的丧尸——21世纪的危机》一书，或许可以提供某些思考的线索。末日景象是西方流行影视文化的长青主题，冷战时期的末日想象，多以核战爆发后的社会残存为主，但进入了21世纪，丧尸（zombie）突然取而代之，成为了现代人对末世的集体想象。
引领风潮的，非2010年基于漫画改编的美国连续剧《尸行者》（The Walking Dead，或译为《行尸走肉》）莫属，它至今已经播放了10季，完结篇的第11季预定在本月22日首播。除了第一季的6集，随后的每一季几乎都长达16集，第10季更有22集。剧集播出后好评如潮，深受观众追捧，也衍生出众多基于丧尸的影视作品和电玩游戏，包括由好莱坞巨星布拉德·皮特（Brad Pitt）主演的2013年卖座大片《僵尸世界大战》（World War Z）。
维威克在书中指出，丧尸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之所以在21世纪风行，背后反映的是一种世俗的文化焦虑。丧尸的特性在于无意识、丑陋和居无定所，这些正是当代西方社会的写照——自我疏离、与传统割裂、政治参与感和社区在地感流失。这种“时代精神”源自西方人在传统的基督教信仰瓦解后的无助——在基督教信仰核心的死亡与重生的信仰理论失去影响力后，代之的世俗价值并无法为人的生命指引方向，丧尸所代表的正是这样一种迷失的社会现状，对当下无解，对未来无望。
书中提出的domicide（家庭毁灭）概念，可能对在思考解决生育率问题的决策者有所启发，从更高的视角反省难题。维威克在他的课堂系列《从意义危机中觉醒》，对于当代人的价值迷失有更深入的阐述。他指出，人的生命状态（existential mode）必须依赖两种模式，一种是“拥有式”（having mode），另一种是“存在式”（being mode）。
“拥有式”契合自然科学精神，生命的应对状态是对事物分类，以方便操控来为己所用，所以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我与他者”，依据自身的聪明智力来解决问题。“存在式”则不同，生命的应对状态是自我表达，以互惠精神来促进彼此的成长，所以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我与你”，依据自身的理性来安顿生命。维威克说，尽管两种模式缺一不可，当代人的生命意义危机正是混淆了两者，误把“拥有式”的应对方式，去处理“存在式”的挑战。他举例说，消费文化就是这种价值混淆的最佳体现——人们不断通过购买来拥有，却没能因此解决存在意义缺失的困惑。
回到生育率萎缩的挑战，在传统价值体系崩解后，人们的行为已经部分沦为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丧尸状态”，个别人会用“人养我，我养人”“天经地义”等文化惯性来决定是否结婚生育。如果用“存在式”生命状态去理解，人的存在意义是从生命初期的被人照顾状态，到养成自我照顾的能力，再到有能力去照顾他人，包括婚姻伴侣和下一代。生命意义因而是实现一个有目的和方向、由己及人的成长变化和自我完善的过程。
再回到“丧尸”作为文化现象的隐喻，在重视家庭的东亚社会里，内地、台湾、香港、日本、韩国等都面对严重的生育率下降的挑战，其中又以韩国为甚，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降至0.84，为全球最低，导致首尔人口在时隔32年后，首次跌破千万大关，失去“超大城市”地位。此外，韩国的“单人家庭”在同一年高达30.4%，在全体家庭所占比率，于5年内增加了近10个百分点，反映了年轻人不婚现象的严峻程度，也为domicide提供了最直观的注解。
无独有偶，2016年最卖座的韩国电影《尸速列车》（又译为《釜山行》），也是韩国首部以丧尸为题材的末世灾难电影，在当年的坎城影展首映，并在韩国创下票房纪录，突破1000万观众。虽然丧尸文化热与低生育率不构成因果关系，当中的巧合，仍然值得玩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