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病疫情显示，没有国家能单凭一己之力来应对这场全球危机。尽管国家仍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角，但鉴于21世纪日益复杂的局势，国家不得不拥抱多方利益相关者，与其他国家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和公民社会）并肩作战。
在此情势下，公共外交对于建立公众与国家之间的信任与合作愈发重要。一直以来，马来西亚都想通过正式外交来晋身中等强国，唯其如此，它在公共外交方面所作的努力仍有待加强。
何谓“公共外交”？这是一种国家与外国公众进行沟通的做法，以告知或影响他们的态度——是支持或抗拒该国的外交政策。该领域专家卡尔（Nicholas Cull）将公共外交的组成部分描述为倾听、倡导、文化外交、交流和国际传播。
更贴切地说，新加坡国际基金会执行董事陈丽娟提出了一个实用的公共外交框架，涵盖五个参与度越来越高的面向：意识、鉴赏、亲和力、倡导和行动。须知公共外交可不是宣传，并且其终极目标与“软实力”概念息息相关。
根据约瑟夫·奈的观点，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非胁迫或付费来影响他人，以获得自己所要的结果”的能力。他认为软实力并不能取代硬实力（即军事和经济）。反之，国家应该将软硬实力或“巧实力”相结合。公共外交应被理解为在国家软实力背景下的一种工具。正如软实力辅助硬实力般，公共外交也能对传统或正式外交发挥助益的作用。
公共外交有哪些范例？英国是个成功的案例。英国文化协会2019年的预算超过17亿美元，已惠及上百个国家的7亿9100万人。仅从2018年4月到2020年9月，英国外交部、联邦和发展办公室就在志奋领（Chevening）奖学金上，投入了近1亿5700万美元，直接影响来自160多个国家超过5万名获奖者，包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由英国政府大力支持的英国广播公司（BBC），可说是其最强大的公共外交工具，2020年以42种语言向全球4亿6820万观众进行广播。
其他国家对公共外交的重视程度及付出的努力亦不遑多让，包括美国（如富布赖特计划、国际访问者领导计划）和中国（孔子学院、中国中央电视台）等。
然而，公共外交绝非大国或强国的专属领域。例如，瑞士的银行系统在二战期间参与纳粹黄金的处理，导致该国声誉蒙上污点。瑞士政府遂通过其“瑞士形象委员会”部门，在2000年至2007年间积极与各意见领袖协力合作，最终得以成功重塑该国形象。如何理解成功的公共外交努力？卡尔为此提供了一个实用的条件鉴定法：“在一切情况下，健全的政策都是最好的公共外交。”
因应东南亚公共外交的背景，公共外交在新加坡和本区域（包括马来西亚）的政策话语中并不突出。尽管马来西亚迈向中等强国颇见成效，但对公共外交的缺乏重视，却使其在全球推广自身价值观、文化和利益的路上受阻。反之，马来西亚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其对各国之间第一轨外交或正式外交的投资。
然而，马来西亚的公共外交也不乏先声夺人的举措。居首的是1978年发起的马来西亚技术合作计划（MTCP），它通过技术合作计划与其他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分享马来西亚的发展经验，在促进南南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2006年推出的马来西亚厨房计划（MKP），旨在向海外的马来西亚企业家和餐馆老板提供融资便利，以向全球推广马来西亚美食并打响品牌。
然而，该计划几乎已趋向式微。有趣的是，美食外交其实是马来西亚公共外交中反复登场的主题。例如马来西亚第六任首相纳吉，就于2014年在新加坡大张旗鼓地推介马来西亚农贸市集（Agrobazaar Malaysia），但最终还是关闭收场。从与马来西亚外交部官员的对话可知，不少项目因诸多因素而无以为继：财政拮据、随着换政府而改变优先事项，以及缺乏公共外交的战略性国家框架。
虽然制定有影响力又有意义的公共外交战略举措，仍受到各种限制，但马来西亚可以尽力先达成那些较易实现的目标，即开拓三个增长领域来加强其公共外交：
一、青年外交
马来西亚和亚细安国家近半人口在35岁以下。除了一些正式渠道（尤其是亚细安青年事务部长级会议，AMMY），各国极少招徕青年投入其中。由于认知到了这一鸿沟，美国已成功发起东南亚青年领袖倡议（YSEALI），它直接吸引到该地区超过15万名青年领袖参与。马来西亚也应与亚细安秘书处合作，复制新加坡国际基金会的亚细安青年团契（ASEAN Youth Fellowship）等举措。
事实上，以青年为基础的民间社会组织（CSO）和以亚细安为重点的社会企业，已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马来西亚应善用其以年轻人为主的人口，积极赞助交流计划、领导奖学金和模范亚细安等举措，将该国青年与其他亚细安成员国的青年紧密联系起来。马来西亚青年议会更是提出建立一个“亚细安青年大会”，从各成员国选出的青年代表将审议各种区域问题，涵盖亚细安的三大支柱。
二、科技外交（TechPlomacy）
认知到传统外交（仅限于国家）的“外交赤字”，和新兴科技对国际关系的破坏性影响，科技大使的任务是通过多方利益相关者的伙伴关系，来促进大型科技公司参与全球议程，包括影响科技发展方向以及关键科技问题。
马来西亚无须任命本身的科技大使，但却可以利用其全球侨民（尤其是在美国的侨民），任命一位美国科技公司的著名马来西亚商业领袖，作为马来西亚驻硅谷的“名誉科技领事”。
马来西亚亦应在亚细安层面提出科技问题，从而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例如，针对“亚细安人工智能战略”的启动，马来西亚应跟科技专家、公民社会组织和企业家展开对话，不仅在成员国之间发展人工智能科技，还可定义与人工智能使用相关的道德和治理框架。
三、智库外交
尽管智囊团在促进第二轨（非正式）外交方面扮演了突出角色，但其在马来西亚公共外交中的作用仍有待加强。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对话和亚太圆桌会议（APR）等区域论坛，已提供渠道给非国家行为体，促进与各国进行的对话，深化双边和多边关系。更进一步来说，马来西亚可以赞助并支持吉隆坡的智库网络或联盟，以弥合东西方之间的鸿沟，尤其是在当前美中战略竞争的背景下。
凭借其多元化的人口结构，马来西亚可以成为智库高层峰会的理想举办地，以在东西两个半球的大国间建立信任和信心。在辅助马来西亚的传统外交方面，智库外交可以促进与3A的主要伙伴——亚细安、亚太经合组织和阿拉伯（中东）国家更密切的关系。为了搭建桥梁，马来西亚应充分探索并善用智库外交。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马来西亚凭借其在推动传统和正式外交方面的实力，俨然已成为一个中等强国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然而，随着颠覆性技术的冒起、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冠病疫情等黑天鹅事件的出现，世界形势正趋向日新月异，瞬息万变。
各国急需与其他国家甚至是非国家行为体合作。为了达成此目标，公共外交是各国与外国公众交流其战略重点和价值观的重要工具。尽管马来西亚已做了MTCP、全球中庸运动（GMM）和MKP等多种尝试，但仍然极为不足。
即使受到财政、政治和行政方面的限制，马来西亚应该探索公共外交中的三个较易达成的目标。它可通过青年外交来善用其年轻人口，让他们参与各自的青年社区并与亚细安其他国家建立互信与合作。科技外交使马来西亚得以让其全球侨民投入其中，向大型科技公司传达其利益，同时与亚细安的企业家和科技专家合作，以塑造新兴科技的区域框架。
此外，马来西亚也可以通过智库外交来重新连接东西方，重建双边信任。马来西亚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处于有利地位，可善用这种种公共外交形式勇往直前，展望成为更具影响力的区域性中等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