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集团（G7）财长会议，不久前顺利通过了全球最低公司税率（也称企业税率）至少为15%的国际税改方案。
从美国财长耶伦在二十国集团（G20）财长会议上正式提出，到G7财长齐刷刷地投出赞成票，一个多月的时间，快捷高效地敲定全球最低公司税率这一超主权的国际决策成果，足以说明全球最低公司税率的建议获得集体认可，同时也可以说是美国主导下的利益相关者，谋求平衡与彼此妥协的产物。
全球最低公司税率攘内安外
首先，全球最低公司税率是美国总统拜登的政府平衡国内党派利益矛盾之所需。
作为雄心勃勃的经济提振战略，拜登提出的基建计划初始预算规模是2.3万亿美元，后因共和党与民主党对投入金额存在太大分歧，而降为1.7万亿美元。尽管如此，两党还是争得面红耳赤，即便拜登最终将金额减至9280亿美元，双方至今还是没有谈妥。
其实，围绕基建投入，国会两党争论的真正焦点，不在花多少钱，而是钱从何来？原本可以通过发债筹资，但无奈白宫财政已债台高筑，赤字严重出超，通过这种方式融资，拜登很难得到国会的放行，于是准备将国内公司税率从21%提高到28%，但增税直接增加企业经营成本，更可能成为共和党反对融资的口实。就这样，拜登将火力集中到在海外逃避税的跨国公司身上。
由于全球最低公司税率的适用范围，是规模排名前100名且利润最高的企业，而这些商业巨头又绝大部分是美国企业，按照美国财政部计算，此举最终可为美国带来约7000亿美元的联邦收入。在拜登看来，推全球最低公司税率既让自己拿到所需资金，又不会增加公共财政额外开支，国会自然不会对基建计划再提任何异议。
显然，全球最低公司税率成了拜登推进国内基建计划的关键棋子，至少拜登因此赢得与共和党人谈判的筹码。因此，接下来美国国会对全球最低公司税的投票放行，就是大概率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最低公司税率实际上是拜登政府协调平衡国内党派利益诉求的重要工具，也可视为拜登一次借力打力的精彩权谋。
其次，全球最低公司税率是美欧之间实现利益交换之所要。
拿全球最低公司税率“攘内”的同时，拜登政府也借此收获了“安外”的成果，最值得圈点的恐怕就是美国与欧盟的焦点利益诉求关系达到平衡。
传统公司税的征税基础是“来源地”，即按照生产活动所在地征税。问题是，数码经济时代的谷歌、亚马逊、面簿等美国科技巨头，虽然在欧盟国家并无经营实体，但照样圈占了巨量客户与庞大的商业市场，并由此赚得盆满钵满；欧盟企业却没有同样的技术竞争优势。
对此，欧盟做出了要对谷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征收数码税的决定，而且英法等已经付诸行动。美国对此非常不快，欧美双方生出不少嫌隙。
全球最低公司税率方案，不仅令美国不再为数码税而光火，也从技术上满足了欧盟对域内非实体境外科技企业征税的要求。按照全球最低公司税率对税权做出的明确规定，对跨国公司的征税，并不限于商品或服务生产地的国家，跨国企业产生营收与盈利的所有国家也能征税，由此解决了数码经济时代生产服务供给与价值创造空间分离的问题。
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在不让欧盟因数码税与自己龃龉不断，同时对欧盟开征数码税行为给予变相认可，美国不费任何口舌给足欧盟面子，让德国、法国等欧盟核心成员国对全球最低公司税率，表现出与美国惊人一致的姿态，而且接下来欧盟的数码税也会安然退场。
再次，全球最低公司税率是G7成员国利益共振之所致。
允许欧盟对谷歌、亚马逊等美国科技企业开征类似数码税的全球最低公司税率，以及美国单方面在全球范围内对本国公司征收最低税率，显然会削弱美国企业的竞争力。于是，美国政府将征收全球最低公司税率的建议，拿到G7的官方台面上。G7也在这里找到与美国存在共同利益的诉求点与平衡点。
一方面，跨国企业通过“避税天堂”逃税避税已是人神共愤，相关国家均是利益受损方，面对共同目标自然更容易形成同盟。另一方面，如同美国对企业征收21%的税率一样，G7目前的征税率都在15%以上（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的公司税率分别是32%、29.9%、27.8%、29.7%和19%），所以全球最低公司税率推行起来，并不伤自家企业的皮毛，顺便给美国的全球最低公司税率建议一个顺水人情，G7何乐而不为？
对全球最低公司税率的集体认可，除了让美国彻底消除单方面征税必然削弱自己企业竞争力的担忧外，全球最低公司税率让G7最动心的地方，应当是大家都能从中大受裨益。
目前，爱尔兰实施12.5%的最低税率，泽西岛、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公司税率为零。15%的全球最低公司税率，必然让这些低税洼地与“避税天堂”自废武功。即便一些企业在特定国家和地区，仍可获得较低税率和零税率的优惠，但企业所在地的国家，依然可以采取“补足”方式征缴至少15%的最低税率。
另一方面，对那些利润率至少为10%的跨国公司，全球最低公司税率允准经营所在国开征利润部分20%的税收。对于这些唾手可得的“肥肉”，有哪一个国家不笑而纳之？拿着这笔飞来之财，既能扩大正常财政开支，也能减轻因冠病疫情巨大支出所产生的债务压力。G7财长齐刷刷地对全球最低公司税率的主张投出赞成票，自在情理之中。
实现全球化公平竞争
最后，全球最低公司税率是实现全球化公平竞争之所托。
为应对全球经济数码化发展给国际税收政策所带来的挑战，以及与之相关的单边数码服务税、平衡税等问题，在G20的背书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已经展开较为充分的调查研究，而且取得类似开征全球最低公司税率的阶段成果。只是囿于当时条件所限，没有展开广泛讨论与及时发动，并且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内的权威组织，也积极支持OECD的研究成就。因此，预料接下来G20以及OECD38个成员国，对全球最低公司税率集体放行不存大碍。
当然，像爱尔兰、卢森堡、荷兰等低税率国家，可能对全球最低公司税率颇有微词，但在共识和集体规则面前，这些国家已经没有多大的回旋与博弈空间；何况作为牵头人的美国，手中并不缺乏对于忤逆与不从者的惩戒与制裁手段。美国已经放出口风，对那些不缴纳最低税的公司，将拒绝对其业务进行某些税收减免。
应当说，税收是一个中性政策工具，无法对其做出好与坏的判断，只能用合理与不合理来鉴别。理论上看，税收属于行政化力量，一国一地的过低税率，其实就是一种与市场机制相悖的政策安排，实践过程容易形成资源的错配。
从微观领域看，有了全球最低公司税率的约束，企业就不会寄希望或借助于低税率而获利，甚至包括在高税收国家虚增成本、在低税收国家谎报收入等利润转移的游戏空间会被极大压缩，企业也会将更多精力，投放在技术与产品创新以及服务优化上。
宏观上讲，基于全球公司税率最低门槛的设定，不同经济体站在了公平竞争的跑道上，各国也可以在基础设施建设、劳动者技能提高等营商环境的改善方面，有更强的动机与作为。国际资本则可以实现择优流动与最佳配置，让世界经济在市场化力量的作用下，不断达到平衡与再平衡。
从微观领域看，有了全球最低公司税率的约束，企业就不会寄希望或借助于低税率而获利，甚至包括在高税收国家虚增成本、在低税收国家谎报收入等利润转移的游戏空间会被极大压缩，企业也会将更多精力，投放在技术与产品创新以及服务优化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