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欧洲通货膨胀率略微上扬，引发金融市场焦虑。拜登政府的1.9万亿美元冠病纾困救助法案，以及进一步扩大开支投资于基础设施、创造就业、救助家庭的计划，是否存在使经济过热的风险？
考虑到我们仍然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种担忧还为时过早。我们从未经历过大流行病所引发的经济衰退，包括服务业严重衰退、不平等现象空前加剧、储蓄率飞涨。我们甚至不知道发达经济体是否可以，或者何时能够控制住冠病疫情，更不要说全球其他国家了。在评估风险的同时，我们也须准备应变计划。在我看来，拜登政府的判断是正确的，即做得太少的风险远大于做得太多。
再者，目前的通胀压力大多来自短期供应端瓶颈，在重启之前暂时关停的经济，出现供应端瓶颈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并不缺乏汽车或半导体的全球产能，但当所有新车都需要半导体，且汽车需求依然很不确定时（一如疫情期间），半导体的产量就会下降。
更宏观地讲，在一个复杂的一体化全球经济中，协调所有的生产投入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而我们通常视之为理所当然，因为所有事情都运作顺畅，且大多数调整只做到“仅仅足够”而已。
既然正常的流程受到干扰，问题就会出现，这些问题会转化为某种产品的价格上涨。但是，没有理由相信这些变化会助长通胀预期，进而产生通胀动力，特别是考虑到世界各地的整体产能过剩。别忘了，一些现在警告过度需求会导致通货膨胀的人，不久前还在大谈特谈总需求不足（甚至在零利率下）导致的“长期停滞”。
在一个长期存在严重不平等，且被疫情暴露并加剧的国家，紧缩的劳动市场正是良方。当对劳动力的需求强劲时，底层的工资便会上涨，边缘化群体就能进入劳动力市场。当然，目前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具体有多紧张还存在争议，因为有报道称，尽管就业率仍明显低于冠病危机前的水平，但仍存在劳动力短缺。
保守派将这种情况归咎于过于慷慨的失业保险福利。但是，比较美国各州劳动力供应的计量经济学研究显示，诸如此类的劳动力抑制效应是有限的。此外，尽管冠病病毒将持续影响全球经济，扩大的失业福利将在秋季结束。
与其对通胀感到恐慌，不如担心财政救济方案所提供的资金枯竭时，总需求会发生什么变化。许多处于收入和财富分配底层的人已经积累大量债务，有人超过一年未缴纳租金，靠政府的临时保护措施才免被驱逐。
负债家庭减少的支出，不太可能被处于顶层的家庭所填补，后者大多数在疫情期间积累了储蓄。鉴于在过去16个月中，耐用消费品的支出仍然强劲，富人似乎会像对待其他意外之财那样对待他们的额外储蓄：用来投资或在未来几年慢慢花掉。除非有新的公共开支，否则经济可能再次遭受总需求不足的困扰。
此外，即使通胀压力真的变得令人担忧，我们也有办法抑制需求，而且这么做实际上会加强经济的长期前景。首先是美国联邦储备局的利率政策。过去十几年的近零利率在经济上是不健康的，资本的稀缺性价值并不是零。低利率扭曲了资本市场，引发了对收益率的追求，导致风险溢价过低。回到更正常的利率会是一件好事，尽管富人作为超低利率时代的主要受益者，可能持不同意见。
可以肯定的是，一些评论人士关注美联储的风险平衡评估，担心它在必要的时候不会采取行动。但我认为美联储的决定一向是正确的，我相信一旦有充分的依据，它会改变立场。抗击通胀的本能早已植入央行行长的基因中。如果他们都不认为通胀是目前经济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你也不必执着于此。
第二个工具是加税。确保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需要更多的公共投资，而投资就必须找出钱来。美国的税收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太低了，特别是考虑到美国严重的不平等问题，这一点尤其不合理。我们迫切需要更高的累进税，征收多一些环境税来应对气候危机更不用说了。尽管如此，由于经济仍不稳定，对颁布新税种犹豫不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们应该认识到目前这场“通胀之辩”的本质：这是那些想阻挠拜登政府应对美国一些最根本问题的人，用以转移视线的烟雾弹。要成事就需要更多的公共开支。美国很幸运，终于有经济领导人能够顶住人为制造的恐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