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一路来以高效率的政府出名，但最近却为了第四代接班人的问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冠状病毒疫情是一个没有人想到的变数，打乱了不少安排，也令王瑞杰决定不当第四代的领导人，以便让更年轻的人有比较长的跑道。
这突然的变化引起大众对人民行动党领导层的关注。媒体也大量地谈论每个可能的总理候选人，分析每个人的教育背景，公关能力，一路来的工作表现等，真是空前的热闹。
其实，这些准第四代领导人，表面上或许在作风、谈吐方面有不同，但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却远大于他们之间的不同。首先，他们都是国家一手栽培出来的人才，每一位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陈振声还能讲华语和马来话。新加坡的四种官方语言，他就差淡米尔语了。
另外，如果我们专注以下四位：陈振声、王乙康、黄循财和李智陞，会发现有三位就读莱佛士初级学院（陈，王，李）。这三位也都就读于英国顶尖的金三角精英大学：陈振声——剑桥大学，王乙康——伦敦经济学院，李智陞——牛津大学。黄循财例外，就读美国的威斯康辛大学。黄循财和陈振声都获得奖学金出国读书，后者还不止一次得奖学金。所以，这些人的背景和经历都很类似，都是国家精英。
李光耀是一位精英主义者。他曾说新加坡基本上是由300名精英在管理。如果他们坐同一架飞机而出事的话，新加坡就完蛋了。这话或许是有些夸张，也可能是有些自豪，但他也可能是提出一个警告：这样的政治制度太脆弱。
新加坡不是一个专制国家，不用靠愚民政策来维护政权。新加坡是一个国际枢纽，国人密切接触世界各种思潮，不可能施行愚民政策，而且愚民政策会使国人丧失竞争力。新加坡政府施行的是“廉官驯民”政策——政府清廉，人民驯服。政府高薪养廉，人民听话。只要遵守法律，你可以享受各种其他的自由。如果异见人士违法，无论多微不足道，也一样严刑峻法来对付。
这样做，国家固然表面上稳定，但也不是长久之计。试想，如果一个年轻人为了表示他个人的意见，采取温和的方式，一个人，拿着一张画了笑脸，没有标语，没有口号的小牌静静站在大巴窑，据说只是用了几秒钟来拍一张照片，还是被告上法庭，这做法明智吗？这样的法律是不是太苛刻了？
试想，如果我们的法律连这种温和的方式也不能允许，那只能有两种结果：一、关心国家社会的人，有不同想法的人，只能不闻不问；二、这样的人被逼上梁山，给国家带来动乱。两种结果都对新加坡不利。新加坡不能只靠政府里面的精英来维护国家的繁荣，更要鼓励民间组织蓬勃发展，让民间有更多的精英有更多机会发挥他们的影响力，共同塑造国家的前途。
当然，说易行难。开国元老就做不到这一点。当时新马社会龙蛇混杂，地下有马共的武力斗争，地上有印度尼西亚对当时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西亚发动“对抗”，民间有罢工罢课，有种族骚乱，政治上有合并和分家，当时的政府把政治抓得很紧。在那个动荡的时代，谁对政府有什么看法或意见，只能组织政党参加竞选，进入国会，进行辩论。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有一批像李光耀这样杰出的政治家，对新加坡来说，可以说是很幸运的事。他们可以说是那个大时代的产物。但我们不能坐等下一个汹涌澎湃的环境，会出现一批什么样的政治领袖。
新加坡建国时，据世界银行的资料，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只有几百美元。据新加坡统计局的资料，这人均指标在2020年超过6万美元。诚然，新加坡有贫富悬殊的问题，但中产阶层的兴起是很明显的事实。随着中产阶层的扩大，多数人在现有的体制都是既得利益者。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政治诉求也会跟着增加，这是好事。在这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间团体会照顾全局，有责任感。
新加坡的精英领导人其实也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才会想方设法地招罗有识之士来当官委议员，在国会共商国是。这种开明的做法的确难得，但人数毕竟有限。在政府之外，我们也应让精英散布在各民间组织、报章传媒、文艺机构、专业团体、工会和社团等。如果他们能有足够的政治空间，这对政府的精英是很好的磨练。
再有，这充满活力的民间团体已经置身民间，他们能发挥的作用远胜于议员在选区能做的家访。他们看到的问题，所提的意见必然更深刻和有效。而且，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问题也越来越复杂，这不是几个官委议员所能充分代表和处理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心怀社稷的民间精英不都能够或愿意加入政府。如果能够让他们在各自的岗位发挥他们的影响力，推动国家进步，这才是有效地运用我们宝贵的人力资源，才能做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议会民主不能保障一个国家的长久繁荣。一个有口才的政客能劫持整个国家机器为非作歹，希特勒的纳粹党就是一个历史教训；近期则有美国的特朗普。值得注意的是，关键时刻，佐治亚州政府虽然是在共和党手里，但拒绝受特朗普威胁。这类的例子很多，都说明了社会上有足够多的精英，有足够多的公民意识，才是国家最好的保障，强大的民间组织是议会民主的基础。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不可能的事。草对于马很重要，正如一个成熟活跃的民间组织决定了议会民主的稳定。这或许是第四代领导人最大的挑战。
作者是旅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硅谷的退休新加坡人
在政府之外，我们也应让精英散布在各民间组织、报章传媒、文艺机构、专业团体、工会和社团等。如果他们能有足够的政治空间，这对政府的精英是很好的磨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