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上任百日，尽管许多政策实际上沿袭了前任政府，其雄心勃勃的万亿刺激方案仍处于纸上谈兵的阶段，但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到英国广播公司（BBC）等一众西方主流媒体，已对之不惜溢美之词，将之比作当年的罗斯福新政，认为拜登有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
不过，令CNN纳闷的是，拜登的新政和他最近在国会的演讲，在中国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应，北京竟然没有表现出不安和惊慌失措。
其实，撇开拜登执政百日中防疫和纾困的短期措施，和“重回国际社会”的“纠偏”，拜登新政的最大看点，就是他那仍在推销的万亿美元刺激计划。
在4月28日，拜登在国会的首次演讲中，极力推销他的基建和扶贫两大计划：一个是价值2万亿美元的“美国就业计划”（American Jobs Plan）。所谓“就业计划”，其实就是基建计划，即通过投资公共交通、铁路、机场、供水管道、道路桥梁、高速网络等基础建设，来增加就业。
另一个是价值1.8万亿美元的“美国家庭计划”（American Families Plan）。所谓“家庭计划”，其实就是扶贫计划。该计划将为美国三到四岁的儿童提供免费学前教育，还将向美国人提供免费的社区大学教育和家庭带薪休假。这两项经济措施，加上此前已经得到批准并实施的纾困法案，总价值高达6万亿美元。
如此高的开支，钱从哪里来？于是就有了第三点：向富人开刀。拜登计划向富人增税，并改革企业税制。向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美国人，提高利得税至39.6%，企业税率则由21%调高至28%。
因此，拜登新政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三个要点：即基建、扶贫和增税。
拜登认为，实现他的计划，可以增强美国国力，应对中国的挑战。他声称，如果他的方案不能通过，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将面临中国的威胁。
拜登的新政是否能够获得成功？
首先，他面临国内的阻力。拜登提出他的基建扶贫计划和增税计划，呼吁企业界为他庞大的支出计划出钱买单后，便遭到共和党、大型企业，甚至部分民主党议员的质疑与反对。他的计划必须获得国会通过才能实现。
拜登已经预见他的计划会在国会遇到阻力，因而表示“愿意协商”。按最乐观的估计，拜登的计划即便最后能通过，也一定是一个大打折扣，各方妥协的缩水版本。
其次，拜登新政的三要点，有内在的经济逻辑矛盾，在全球化的外部环境中也只是一厢情愿。展开来说，在高达数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基建和扶贫占了大头，真正与生产制造和创新研发有关的支出，只占了很小一部分。显然，这里有对因果关系的错位认识。
就因果关系而言，美国产业的流失和制造业的衰落，不是因为基础设施的落后和中产阶层的贫困化造成的。实际的因果关系恰恰是倒过来的。正是因为近几十年来，美国的产业流失和制造业的衰落，才导致国力的衰落，导致没有足够的财力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导致美国中产阶层的萎缩和贫困阶层的扩大。
因此，基建和扶贫并不能解决产业流失和国力衰退的问题。就像几十年前美国的基础设施和人民生活水平在全世界名列前茅时，产业流失就已经开始发生了。即便在今天，美国的基础设施和人民生活水平，与许多产业流入国相比，仍然要好得多，但美国的产业仍继续流失到这些国家。
可见，基建和扶贫并不是症结所在，并不能解决美国所面临的产业流失和国力衰退问题。它过去和现在无法阻止其发生，未来也只会是同样的结果。
虽然基建可以增加工作机会，但那毕竟是一次性的，工程完了，工作也就没有了。虽然扶贫可以一时解决贫困问题，但长期劫富济贫，也不具有可持续性。
就经济逻辑而言，向企业和富人增税，固然符合社会公平原则和赋税伦理：富者多纳税。但是，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外部环境中，却只会事与愿违。
当拜登说“没有理由风力涡轮机叶片只能在北京生产，而不能在匹兹堡生产”时，尽管获得一片掌声，但问题在于，资本没有祖国。
对于资本而言，没有理由要在一个人力成本高三至10倍和企业税高10%的地方，生产同样的产品。当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都在以低人力成本和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时，那种杀鸡取卵的高赋税政策，必然导致资本和产业更多、更快地流失。
为了阻止低税率竞争，拜登试图与西欧国家联合行动，推行全球企业统一税计划。但是，即便在全欧洲，这一愿望也未必能达成，更别说其他发展中国家了。
尽管拜登将他庞大的刺激计划，与跟中国竞争的目标相联系，并将之上升到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之争的高度，上升到美中争夺21世纪的胜利的高度，但是撇开意识形态的偏好和信仰成分，撇开巨额资金刺激下的一时效应，从长远来看，从其计划本身来看，却难以引出必然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