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人口大幅减少，生育意愿大幅降低，育龄妇女规模已见顶下滑，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长期实行，中国人口危机渐行渐近，所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也日益严峻。
为此，各方忧心忡忡，其中尤以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为甚。对于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他们给出的建议也高度一致，认为全面放开生育势在必行。
就这一建议而言，笔者认为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并不充分。原因在于，以目前的养育观和养育成本，就是全面放开，生育意愿也难提高。其中，高房价无疑起到了“最好的避孕药”的作用。有关于高房价带来的养育成本上升，对生育率的抑制作用，已是学界较为一致的观点了。基于贝克尔（Gary S. Becker）的家庭经济学理论，不少文献有了非常一致且定量的结论。
学者易君健、易行健曾运用Johansen检验与ECM模型，对1971年至2005年香港的生育率、房价指数进行分析，发现房价指数平均上涨1%，总和生育率将显著下降0.45%。中国内地呢？学者葛玉好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了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
该研究发现：一、房价对生育孩子的概率有显著负影响，房价每上涨1000元，生育一孩的概率将降低1.8%至2.9%，生育二孩的概率将降低2.4%至8.8%；二、房价推迟了女性的初次生育年龄，房价每上涨1000元，初次生育年龄将提高0.14至0.26年；三、房价上涨对生育决策的影响，理论上存在挤出效应。
事实上，早于2018年4月，学者樊纲就曾提出一个“六个钱包论”：一对年轻夫妻若想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须掏空夫妻双方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三代“六个钱包”的积蓄，方能凑足这套房子的首付。一孩尚且要掏空一家三代人的钱包，若是三孩、四孩，那得掏空多少钱包？哪里有足够的钱包可供掏空？
依据经典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来看，高房价的形成，显然又与当前的货币政策有着莫大关系。凯恩斯认为货币需求中的投机需求，是随利率的变动而相应变化的需求，它与利率成负相关关系。利率上升，需求减少；反之，则投机动机货币需求增加。
他进一步指出，当利率下降到某一水平时，市场就会产生未来利率上升的预期，这样货币的投机需求就会达到无穷大，这时无论中央银行供应多少货币，都会被相应的投机需求所吸收，结果是楼市、股市等资产的泡沫。中国央行前行长周小川在《拓展通货膨胀的概念与度量》一文里，显然也意识到这点。
以上是中国城镇户籍居民所面临的生存与生育难题，至于中国农村户籍居民，则深受户籍制度影响。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亿8652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亿7185万人，有配偶的占64.5%。为此，新华社也不无动情地写道：“大多数农民工夫妻一年都难得见上一面。”一年都难得见上一面，这生育问题又如何解决？
此外，受限于户籍制度，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是制约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这些孩子绝大多数不能就读于父母就业地的公办学校，而只能就读于收费高昂、专门针对外来人员子女的民办学校。
在一二线城市，这类学校的学费，通常都在每学期1万元左右。如再加上校车费、通讯费等各种学杂费，一年需3万元左右。而农民工的收入方面，又是怎样一种情况？
中国人社部给出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末，全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为3485元，东部地区收入稍高，为月均3677元。考虑到农民工春节假期一般选择提前回乡，元宵节后才陆续回城，全年实际工作时间为11个月，其年入约为4万元。这也就意味着，剔除衣食住行等生存型消费外，一个农民工全年所得，仅够一孩在城市的教育支出。
正是基于此，如在政策上不能切实地帮国民降低养育成本，扫清上述后顾之忧，就是全面放开生育，试问又有多少人具有有效生育需求（既有生育的想法又具有生育条件）？生育意愿又怎可能提高？也就是说，于中国而言，全面放开生育必要，但远不够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