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美国拜登政府提出了一个“美国就业计划”（American Jobs Plan）及一个“美国家庭计划”（American Families Plan），并至少需要4万亿美元额外税收来支撑它们。与在2020年3月6日至2021年3月11日间相继颁布的六个疫情相关财政计划不同，这些新支出计划并不是为了提供即时的经济刺激。
由于它们都是更关注供给侧的社会性和再分配性计划，所以须要通过提高税收或削减开支来筹措资金；而在没有提出任何削减方案供考虑的情况下，加税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如果今年3月颁布的1.9万亿美元的“美国拯救计划”（American Rescue Plan），最终无法单纯通过增加赤字来完全覆盖，政府的收支缺口最终可能会大大超过4万亿美元，意味着拜登政府或许得再增加1万亿美元税收目标。但我们可以先不管这个，暂时依据当前的目标，讨论一下如何才能筹集到4万亿美元。
美国就业计划是一个为期八年的支出和税收优惠计划，须要动用2.25万亿美元的新税收资金；而仍在酝酿的美国家庭计划预计与“美国拯救计划”规模相近。这两个方案的额外支出横跨10年，也就是每年得多收4000亿美元。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但负担很可能不仅落在富人身上，还会触及中产阶层的钱包。
拜登政府对此的解决方案，则是与美国就业计划一起公布的“美国制造税收计划”（Made in America Tax Plan），但MATP在数字上是兜不拢的。为了能在未来15年内筹集到2.5万亿美元，拜登和他的顾问提出了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企业税改革，其中最醒目的特点，是将公司税率从21%提高到28%，同时对美国企业的全球收入征收最低21%的税，还有对“账面收入”（向投资者报告的利润，通常与用于计算纳税义务的利润有很大不同）征收不少于15%的税，并采取各种措施阻止美国企业向国外迁移避税。
尽管存在上述规定，但事实证明跨国企业非常善于将自身活动转移到低税率国家，使得税收上的竞争这几10年来不断加剧。（用GDP加权计算的）全球企业税率，正是这样从1980年的46.5%下降到了2020年的25.9%，其中税率最高的主要是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因此拜登的计划必须依赖大规模国际合作，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也适时提出了一项适用于跨国公司——无论其总部设在何处的国际企业税。
但这种协调性政策不太可能取得成功，毕竟连欧盟也没法协调其成员国的税收比率，德国和法国的企业税率分别为29.9%和32%，而爱尔兰仅为12.5%。
拜登政府坚称其提议的企业加税方案，将在15年内从企业海外利润中额外征收2万亿美元税款，或在10年内获得1.33万亿美元。但这个估算似乎有点乐观了。2017年时美国的企业税率是35%，企业税收入为2970亿美元；2019年，税率在特朗普政府的税制改革中降至21%之后，这一收入降至2300亿美元。拜登如意算盘要打得响的话，企业税收入得多出1330亿美元，也就是每年合共约3630亿美元。
此外，即便能如愿征收那么多的企业税，这也不是没有代价的。更高的企业税往往会引发更大规模的资本外流，以及国内资本与劳动力的比例下降，进而拉低实际（排除通胀因素后）工资水平。这就是为什么以中长期来说，传统经济学界总把企业税视为对劳动者的隐性征税。就它们扭曲投资决策而言，与显性的工资税相比，它们被认为更具破坏性。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它们应该被废除。
即便拜登政府能实现企业税收目标，10年后仍会出现2.67万亿美元的缺口。为了弥补这一缺口，就要提高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者的联邦个人所得税率。考虑到年收入40万美元者，处于所有收入者的前1%至2%之间，试问这能每年额外带来2670亿美元吗？
2021年的美国联邦个人所得税收入估计为1.93万亿美元。2015年时前1%的人收入约占所有收入的21%，同时上缴了约39%的总所得税；前2%的人收入约占所有收入的26%，上缴了约47%的总所得税。
如果支付份额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稳定的话，在2021年那前1%的人将上缴约7730亿美元，而前2%的人将上缴约9080亿美元。根据我们的粗略计算，前1%的人须要多付35%税款，才能达到拜登政府的收入目标；同理，前2%的人的纳税额也必须在未来10年内每年增长29%。
但持续从富人那里多收约三分之一的税款绝非易事。要实现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税收目标，很可能需要一个更广泛的税基，而不仅仅是对富人加税。在美国之外这一般是通过提高增值税率（消费税）来实现的，这是一种基础广泛、极少豁免且由所有消费者共同承担的单一税率间接税。虽然增值税式的税收有悖于拜登的分配目标（还可能会遇到宪法障碍），但它至少可以实现他的税收目标。
但就目前而言，这几个增加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的提案，不太可能为拜登的疫情后财政计划提供全部资金，因此一个税基扩大计划的出台势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