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总理默克尔说，与中国打交道时，要找到价值观与利益的结合方法。这句感慨不仅概括了西方与中国打交道时所面临的困境，也揭示了西方当前自身存在问题的实质，正是价值与利益之间的关系失衡，造成西方的纠结和东西方的冲突正在加剧。
在民族国家组成的全球体系中，国家显然是作为利益单元而存在的。国际关系如果尚能保持平衡，要么是因为国家间的利益交换是公平的，要么是因为一方主动或被迫接受了不公平的状态。当前东西方的冲突，究其根源，主要就是因为随着实力的增强，东方不愿再接受那些原本不公平的交换规则，而谋求一种更为公平、平起平坐的利益交换模式。
的确，依靠巨大资源和人力消耗换得的微薄利润，与西方攫取的产业链顶端的超额附加值相比，交易结构显然是有失公平的，也是无法持续的。
西方自然不会轻易答应改变，但又要说出理由，于是为公平交换和不公平交换，各自建构了一套价值解释逻辑，还试图说明两者同时都是合理的；但又不好意思直说全球是分层世界，或者更简单地说族群与族群不同，价值标准也应不同之类的话，其结果是越来越无法自圆其说。
其实，特朗普的保守主义已经把话点明了，但默克尔绝不是特朗普。作为欧洲的领导人之一，德国总理对某些价值的坚持，有时候确实发乎内心，所以才陷入了价值与利益难以平衡的深度困扰。在东方，这就是大家常说的“双重标准”问题，默克尔的话也可以理解为对“双重价值标准”的一种反思。
拜登不认同特朗普，也不可能去认同默克尔。拜登所领导的美国新政府，沿用另一套叙事方式：价值仍然是一套标准，并且仍然是普世的。东方社会之所以不具备平起平坐的资格，不是因为族群、人种、文化、世界分层等歧视性的缘由，而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导向有问题，伤害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人类共同利益，是一撮儿“坏人”；既然是坏人，怎么能公平对待呢？总之，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格局，就要从价值端寻找打压诋毁他人的借口，“低级”说不出口，那就说“坏”吧。
拜登的这套逻辑是传统的左派观点，虽然要体面一些，但建构起来其实比特朗普要辛苦得多。为此，美国必须释放利益，吸引和拉拢盟友“选边站”，还必须千方百计地寻找证据，来说明东方社会的“坏”。如果没有证据，就翻出人类历史上的那些黑色记忆生搬硬套，比如炒作冠状病毒的源头问题，把中国新疆的技能培训中心，说成是集中营且扣上种族灭绝大帽子等等。美国新近公布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对此作了详细列举。但是，原本最具通识性的“体制”话题，因为疫情管控效果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关系，并没有之前那么好用了。
拜登政府的这种做法很脆弱，因为不实之辞很容易被证伪，就像美国一口咬定的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最终成了世纪谎言。美国自身也存在很多“坏”的地方，以此为据攻击他人，容易自伤。
因此，拜登的政策只是乍听起来比上任总统高明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特朗普执政的比对效应下降，盟友对美国释放利益的期望落空，有关东方社会“坏”的论述越来越苍白等因素发酵，拜登政府所面临的价值与利益之困将更加无解。默克尔的话中之意，已经明显包含“跟随美国到何处”的寸度；连历来铁板一块的五眼联盟，最近也有所松动了。价值是相对的，利益却是永恒的。
国内的利益分配问题
事实上，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问题的根源都在国内。
如果说国际冲突的症结在于利益交换的公平性，那国内问题的关键则在于利益分配的合理性。这方面全世界都没有做好，否则就不会出现阶层分化和族群对立日益严重的局面了。
最受瞩目的仍然是美国。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带领美国解决了经济滞胀问题之后，又很快赢得了冷战。一时间，经济自由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几乎成了真理，民主制度获得了“历史终结者”的美誉。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普世价值体系也万众归心，义利无法兼顾的历史难题，似乎一举得到了解决。
但实践证明，自由多元主义的成功，无非是短暂的历史镜像。如果缺乏有效的干预，财富分配的不公最终会使社会失衡，因为资本始终是嗜利的，社会公平更多是依靠监管而非竞争来确立的。新世纪之后，互联网公司的垄断性更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差距，最终带来了金融风暴和经济泡沫，也带来了社会撕裂和民粹主义。
于是，继续坚持那些曾经被视为真理的价值，还是重构利益分配机制？继续左派的多元化，还是皈依右派的保守主义？是再造产业链，还是继续全球化进程？加税还是减税？这些问题都变成了两难选择。美国社会所遭遇的价值和利益冲突，前所未有。
美国两大政党为了执政利益，更是抛开了一切道义传承。国会议事程序中恶名远扬的Filibuster（拉布辩论）手段用到了极致；有些共和党州为了控制选举结果，甚至公开立法为选民投票设置各种限制；许多年一直恪守的政治禁忌，被特朗普等人一朝废弃；两党都不择手段地给对方下拌子。在这种从执政精英到普通民众全都走向极端的局面下，美国要想重回价值与利益相得益彰的轨道，绝非易事。
事已至此，将国内矛盾向外转移，或者至少在国际上找到一个解释合理的替罪羊，无疑是缓和内部矛盾最简单经济的手段。这就是美国两党在许多问题上势不两立，在中国问题上却如影随形的原因。
义利无两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有这种总结。上世纪末，中国社会一度陷入“姓社姓资”的选择困局，本质上也是价值与利益冲突的体现。中国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经历了快速发展，但社会层级分化、贫富差距加大、诚信缺失等问题也逐渐变得严重。同时，在参与全球产业利润分配的过程中，还付出了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的巨大代价。重建价值与利益的平衡已成为当务之急。
正因如此，中国近年来对外不断调整产业战略，谋求提升国际竞争力，还做出了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承诺；对内则采取反腐、强力扶贫、高管限薪等措施来解决社会分化问题。中国的政策基点无非是要调和利益追逐与价值维护之间的矛盾，实现更为平衡的社会发展。
但正如西方一样，中国的转型调整同样须要拓展外部资源，或者说通过在国际社会谋取更为有利的环境，来消解所面临的问题。这就无可避免地会触及西方社会的既得利益，而且与西方向外转移矛盾的战略直接发生了冲突，引发了美国甚至整个西方社会的警惕与不满。
由此看来，虽然东西方所面临问题的具体表现不同，但从国际市场谋取更多利益的目的从来都是相同的。只不过，盯着利益假模假样地谈论价值，终究是难以服众；唯有真正能够顺应历史、引领未来，登上新的价值高地者，才能获得更为广泛的认同，成为最终的胜者。
价值虽是相对的，但“利者，义之和也”却也是古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