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拜登漫长的美国参议院生涯中，他在支持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目标方面颇有建树。如今身为总统，拜登在这方面的承诺正受到考验。
外交政策涉及许多问题之间的权衡，包括安全、经济利益和其他价值观。但是在人权方面，权衡往往会引起虚伪或犬儒主义的指控。
以2018年沙特阿拉伯异见记者卡舒吉，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被杀一事为例。前总统特朗普为了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保持良好关系，而无视残忍罪行的明确证据，因此饱受批评。
自由派批评特朗普对卡舒吉遇害不痛不痒的反应，是冷血的交易和对事实的忽视。就连保守的《华尔街日报》也发表社论指出：“我们不知道有哪位总统，即使是尼逊或约翰逊这样冷酷无情的实用主义者，会写出这样的公开声明，连装模作样地粉饰美国矢志不渝的价值观和原则也没有。”
特朗普认为获得石油、出售军备和区域稳定至关重要，却忽略了坚持对他国有吸引力的价值观和原则，也是重要的国家利益。捍卫人权告诉世界美国人是谁，并增强美国的软实力，或者通过吸引力而不是胁迫或报酬，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
在外交政策中结合这些不同类型的利益须要妥协，这就引起了对如何达成妥协的批评。在2020年竞选期间，拜登批评特朗普对穆罕默德在卡舒吉谋杀案中所扮演的角色视而不见。就任总统后，他授权国家情报总监发布一份解密报告，将责任指向穆罕默德，禁止76名沙特人入境美国，并限制美国武器在也门沙特战争中的使用。
但自由派批评人士认为，拜登应该更进一步，宣布美国不会与穆罕默德打交道，从而迫使国王萨勒曼改立王储。许多沙特问题专家认为，这种政权更迭超出了美国的能力范围。与特朗普不同的是，拜登援引了美国的价值观，但引起了他是否取得正确平衡的质疑。
拜登的对华政策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拜登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身上没有民主的骨头”，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安克雷奇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时，批评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的行为，以及在香港镇压民主及其捍卫者的行为。关于俄罗斯，拜登认同总统普京是“杀手”的说法。
然而，在邀请领导人参加美国气候峰会时，习近平和普京却在名单上（虽然向沙特发出的邀请函是给了萨勒曼，而不是他的儿子）。这是虚伪，还是反映了一种务实的评估，即气候变化是一个重大威胁，没有这些国家政府的合作就无法控制？
例如，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沙特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氢化合物储量国。如果它们不加入，我们的气候问题就无法解决。如果我们想处理生态相互依存的问题，我们就必须明白，与他国一起行使权力以及对他国行使权力同样重要。这意味着，即使我们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也要与中国在气候和疫情问题上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知道我们的领导人是否做出了“最好的道德选择”呢？正如我在我的书《道德很重要吗？从罗斯福到特朗普的总统和外交政策》中所论述的，我们可以先确保从考虑意图、手段和后果的“三维伦理学”角度判断他们开始，并依照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这个顺序，从三种外交政策学派中汲取养分。
人权不应被界定为与美国国家利益对立的价值观，因为价值观是美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我们应该从现实主义出发，但不能止步于此。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应该以最有可能发挥作用的方式，来维护我们的价值观。同时，如果我们不从现实主义出发，我们很快就会重新发现，善意铺就了通往地狱之路。
美国总统多年来所追求的目标表明，他们在国际层面所追求的正义与国内不同。在1941年的《大西洋宪章》（自由国际秩序的奠基文件之一）中，美国总统小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宣布，他们致力于免于匮乏和恐惧的自由。但小罗斯福并没有试图将他在国内的新政转移到国际层面。就连著名的自由派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也认为，他的正义理论的条件只适用于国内社会。
罗尔斯也认为，自由社会有超越国界的义务，包括相互援助，以及尊重既确保基本人权又允许多元世界人民，尽可能自决事务的制度。因此，我们应该问，领导人的目标是否包括这样的愿景：在国内和国外标榜有广泛吸引力的价值观，但又谨慎地平衡这些价值观并评估风险，使这些价值观有合理的成功前景。
这意味着，我们判断一个领导人，不仅要看他的性格和意图，还要看他在推广价值观方面是否能够因势利导。到目前为止，拜登通过了这个测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