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国要“长治”西方莫“短视”-中国讯息网

香港:中国要“长治”西方莫“短视”

作者:邓清波 阅读量:6970659 发布时间:2021-03-17 17:05:07

中国全国人大决定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这是继去年出台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之后,中国在治港方面采取的又一重大举措。连日来,中国媒体和各界密集发声,解读此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特别强调此举是为了堵塞香港现有选举制度的漏洞,确保“爱国者治港”。

香港回归中国之后,从反23条立法运动、反国教运动一直到非法占中、旺角暴乱、修例风波等等,极端事件层出不穷,经济民生乃至疫情防控都受到严重影响。

在这些运动中出现的“仇中”“港独”等激进分离势力,还试图通过各级各类选举进入特区治理架构,包括立法会、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等重要机构,甚至公然宣称要瘫痪特区政府运作。这势必引起中国高层的高度警觉,更加重视“爱国者治港”。

舆论的关注点在“爱国者”,并重提1984年6月22日,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时提出的爱国者标准,包括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诚然,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要求官员“爱国”,都是一条基本的底线,也是从政者普遍应该遵循的基本伦理准则。

即使是西方舆论,也不应该公开说香港的从政人员可以“不爱国”。从现实来看,有些极端势力在香港打出“港独”“仇中”旗帜,确实对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安全带来挑战。因此,为从政者清晰划出“爱国”的标准,确实有其紧迫的考量。

不过,“爱国者治港”还有一个值得关注之处,就是一个“治”字。从根本上来讲,中国在香港问题采取的所有举措,都围绕这个“治”字,“治”才是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汉语语境和中国的传统政治话术里,“治”既有管治、统治、治理等意义,又有安定、太平之意,如所谓“治世”“天下大治”,指的就是安定、太平的社会,是中国传统上对政治的最高评价。一个政府如果能够实现“治世”“大治”,那就是最称职、最贤能的政府。因此,所谓“治港”,既有管理、治理香港的意思,更隐含希望香港能够实现“大治”、成为“治世”,也就是安定、太平的政治愿望。

“爱国者治港”,归根究底还是为了香港的“大治”,也就是安定。事实上,在香港刚刚回归中国的时候,中国对香港从政者“爱国”与否,并没有作过分强调,只要能够确保香港“舞照跳”“马照跑”就行。然而,正如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如果从政人员对自己的国家缺乏认同,就不可能保障安定和繁荣。事实证明,当香港人,特别是香港的从政人员中出现某些认同美国、英国等远超过认同中国的情况时,在面临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上,必然会出现利益取向的分歧、冲突和撕裂,进而带来社会动荡。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决定对香港的选举制度作进一步完善,凸显“爱国者治港”的标准,根本因素其实在于,现实已经表明,长痛不如短痛,迎合某些认同美欧价值观的政客得到的“短治”,换不来香港安定和繁荣的“长治”。因此,出台维护国家安全法也好,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也好,中国尝试通过划清红线,筑牢底线,解决香港从政人员的价值认同撕裂,实现港府顺利施政,达到香港“长治”的目标,使香港能够长远地保持安定、繁荣。换言之,所谓“爱国者治港”,强调的是“爱国”,但最终仍然是“爱港”。

相比之下,如果说此次中国期望通过完善选举制度来实现香港的“长治”,美国和欧洲的反应就应该防止“短视”。

香港选举制度改革的消息传出后,美国和欧盟立即作出了反应。客观地说,这些反应都是制式的,也就是按照既有程序作出的条件反射,完全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仍然是对中国的做法表达质疑和反对,甚至威胁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然而,此时此地,美欧的这些反应会起到什么作用呢?

从道义上看,当美国发生国会山骚乱、前总统特朗普宣称大选舞弊等事件后,特别是当美国自己也在对选举制度作修改,它是否还能说服中国人相信,香港必须照搬美欧、甚至比美欧更激进的选举制度?从现实来看,当欧美依然深陷疫情困境、经济几乎停摆之际,它还有多少手段可以迫使中国放弃在香港的改革?可以说,此时的美欧在香港问题上指手画脚,其实是言而不顺,行而乏力。

中国刚宣布要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美欧就异口同声表示质疑反对,正如饭店的菜还没有端出来,客人就宣布有毒、不能吃。这显然是为反对而反对,把香港问题作为制衡中国的又一颗棋子。

这不可能影响中国在香港追求“长治”的决心,只会更加证明中国政府强调反对境外势力干涉、要求“爱国者治港”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而且把美国和欧洲自身的“双重标准”再次暴露于国际社会面前;从长远看,反而会再次损害它们的公信力。对于香港那些原本期待美国、欧洲为他们撑腰的政客来说,也只会感到口惠而实不至,更加进退维谷。

通过完善选举制度,中国能否在香港实现“长治”,以证明“一国两制”的可行,其实还需要实践的继续检验。在这种情况下,乐观其成,或许才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地区国家应有的心态。毕竟,一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能够在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内达到“长治”,这不只是中国的成功,对于当今这个制度差异、社会撕裂无处不在的世界来说,也无疑是包容、共生的典范。

或许,香港对于消除人类文明冲突、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启发意义,甚至将远远大于它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所具有的经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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