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从‘没有’到‘有’，有一个过程，需要不断总结、规范和提升。”在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四川恒和信律师事务所主任李正国提交了一份关于规范失信“黑名单”制度的提案。在他看来，近年来出现的“黑名单”泛化使用趋势一定要得到纠正。（3月11日 《工人日报》）
我国人民法院、金融机构和铁路、民航系统的黑名单制度在惩戒“老赖”、欠债人等严重失信人员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不可否认，当下，“黑名单”制度有着泛化的倾向，需要规范管理。
“黑名单”的效果明显，但“黑名单”不是万能筐，也不是一种“无所不能”的工具，更不 可能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从现实来看，有的地方很喜欢用“黑名单”作为最主要的惩罚方式。据报道，2019年，山东日照一名教师因用课本拍打逃课学生，被所在县的教体局纳入信用“黑名单”。这显然让“黑名单”大材小用了；诸如将欠缴手机话费、水电费列入“黑名单”则涉嫌滥用了
“黑名单”制度不能乱用不能滥用，要恰到好处才可以。从本质而言，“黑名单”制度大多是联合惩戒措施，意味着“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也意味着只有达到严重程度的失信行为才应受到这样的惩罚。“黑名单”制度不是想用就能够用，不是犯了小毛病也要使用“黑名单”制度。
“黑名单”制度要规范使用。首先，要依法可依。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处罚只能制定法律，因此要尽快制定有关上位法，规范“黑名单”制度；其次，执行“黑名单”的主体要明确。不是谁都可以使用“黑名单”。政府主管部门能够统一管理和协调信用活动，有效惩处失信行为；人民法院作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制定、公布以及实施机构，不仅可以促使债务人清偿债务，限制债务人的信用利益，而且也能够提升司法判决的权威性；再次，要严格适用范围。既不能扩大，也不能缩小，恰到好处才能够发挥必要的惩罚作用。换言之，要根据失信行为的性质、特点、严重程度等，划分不同类型，匹配与此相当的惩戒措施；最后，在“黑名单”执行前，要赋予当事人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的权利；要有明确的信用修复程序，同时，要设定“黑名单”的期限，时间过了，能够从“黑名单”中撤出。
任何惩罚措施一旦滥用，就会失去权威性，更会失去震慑力。“黑名单”也是如此。“黑名单”的使用，是要充分发挥其正面导向作用，是要充分发挥积极的效果。如果滥用，出现泛化使用现象，一方面有损“黑名单”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确，没有人是完美的，也没有人是不犯错的。犯了较大的错误，且适用“黑名单”，理应被纳入“黑名单”。如果不适用“黑名单”却被纳入，自然难以让人信服。“黑名单”制度需要规范管理，如此，“黑名单”才有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