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所提出的1.9万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已经获国会批准，前财政部长萨默斯（民主党人）及诸多共和党人均认为计划过于宏大。但或许更重要的问题是：美国是否正陷入“刺激陷阱”？如果是，美国又该如何脱身？
拜登的救市计划，是联邦政府一年内第三次试图帮助美国经济从大流行病所引发的衰退中复苏。此前的两个刺激计划导致了资产价格，尤其是股票与房地产价格的涨幅远超工资涨幅。因为，无论是从绝对价值还是从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上来看，富人均比穷人拥有更多的资产，美国本就很大的贫富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不平等的日益加剧，将鞭策人们提出解决该问题的诉求，包括提高税率、提高法定最低工资，以及更为慷慨的社会转移支付。如果联邦最低工资在四年内，从每小时7.25美元提高一倍以上，至每小时15美元，即使这一提案没有成为本次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部分，一旦公众认识到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它可能会得到更多公众和国会的支持。
提高最低工资旨在帮助穷人。但是，尽管法律能够迫使雇主至少向工人支付最低工资，但它在低薪领域不能强迫雇主雇用人，或建立更多的企业。15美元的联邦最低工资，很可能导致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少于本来应该达到的数量，尤其是在低技能领域。然后，许多人会将就业市场与经济疲弱，作为推出下一轮刺激性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理由。
当然，额外的扩张性措施，将引发另一波超过平均工资增长的资产价格升值，从而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并引发要求更高税收及最低工资的呼声，以及更多的社会转移支付。这将再次削弱投资与就业增长，并合理化继续实施经济刺激。换言之，美国或将陷入刺激陷阱。
这种情况并非不可避免。但须要在推出任何经济刺激措施时，辅以三项配套改革。
首先，美国必须改善教育体系，并增强技能基础，以让更多的工人从事更高薪的工作。其目标应该是减少与低薪酬的中国和墨西哥工人，甚至是更低收入水平的印度或越南工人，在可贸易产业领域的工作重叠。
通过此举，美国能够有效地与低工资国家展开长期竞争。但是，政策制定者首先须要认识到，低技能劳动力在美国劳动力队伍中的占比太大；而美国当前的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高中，让来自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处于劣势。因此，为现有劳动力提供更好的再培训计划也会有所帮助。
其次，政策制定者应致力于促使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灵活，同时为所有美国人维持体面的生活水平。在此，我们可以借鉴丹麦的“弹性安全”（flexicurity）模式，它让雇主能够根据市场条件的变化，灵活地雇佣、解雇以及调整工资水平，但也能够为被裁工人提供一个慷慨的社会安全网，使他们能够维持一种让人满意的生活水平。
这一体系灵活且可靠的合同工作安排，鼓励企业家创建企业，并创造就业机会。全面的终身学习计划，为工人提供了提升技能的机会与动力。转换工作的人则能在社会保障系统下获得足够的收入支持。
在一个设计良好的“弹性安全”体系中，最低工资的增加须要与整体生产力的提高及移民政策相一致。如果最低工资的增长超过了生产力增长水平，就会形成一个两级劳动力市场。在这个市场中，一些幸运的低技能工人保住了他们的工作，而许多其他的低技能工人，则无法以法定工资水平找到工作。
同样，在放宽移民政策的同时设定较高的最低工资，也可能导致低技能移民工的涌入。如果他们愿意接受比法定最低工资更低的薪水，在灰色市场打工，对于土生土长的低技能工人来说，事情将变得愈发困难。
必须说明的是，我并非主张废除移民政策或工资增长，而是要强调工资增长、生产力增长以及移民政策，必须同时被视为解决同一个难题的拼图的一部分。
第三个优先事项是，通过提高理财知识，以及提供更容易获得的低成本资金管理工具的途径，鼓励美国中低收入家庭增加储蓄。目前，美国家庭平均只储蓄其收入的12%至14%，远低于德国、日本和中国。
问题是，处于收入分配最底层40%的美国人几乎没有储蓄，这意味着，每当资产价格上涨快于工资增长时，他们的相对财富就会进一步落后。对于那些认为低收入家庭挣的钱不够储蓄的怀疑论者而言，研究表明，如果拥有正确的知识及工具，他们可以而且想要储蓄。如果美国有更多的储蓄，就可以做更多的投资，使经济增长更快一些，这或许会减少未来对刺激计划的依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