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有官方统计数字以来，香港出生人数首次低于死亡人数的一年，“死亡交叉”比预期提早六年。中国大陆公安部的数据也显示，去年登记的新生儿数量同比下降15%；有学者指出，中国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
低生育率在东亚是普遍现象。众所周知，劳动力减少会拖慢经济发展，老龄化加剧将动摇社会保障体系，引进移民则会产生种族融合和国家认同问题……笔者这次不从太宏观的角度去探讨，只谈谈自己生活中的一些观察。
最近，笔者的一名女性友人去台湾做了冻卵手术。医生告诉她，因为已过35岁，卵子的成活率不是太高，因此要冻上10多颗；手术之前还要定期打排卵针，又花钱又辛苦。情况相似的女性，笔者还认识几名。她们都受过高等教育，再加上职业拼搏的关键期，于是便大龄仍单身，错过了生理意义上的最佳孕育期。
以前，人们总认为“结婚生子”是自然而然的一回事，现在则不然。有结了婚却不想要孩子的丁克一族，也有想要孩子却不想草率结婚的单身人士。就像笔者那名朋友，虽然很喜欢小孩，但并不想随便把自己嫁了。还有很多独身主义者，压根不想结婚生育，只享受自由的个人生活。
丁克族与单身族越来越多，与群体扩大本身也有关。以中国为例，以往不婚不育者是绝对少数，不仅面对父母施压，也会被同龄人无形排斥，很多人迫于孤独与压力，最终走向婚育。但随着这群人越来越多，大家开始抱团，没有孩子的人聚在一起，也能有丰富的社交活动。群体影响力扩大，又有更多人加入。城市化、价值多元化，塑造了新一代人的生活方式。
已婚育的人士，起先也容易低估孩子给家庭带来的压力。笔者一名在新加坡的朋友，之前才买了辆小轿车，结果两年不到就换成了七座车。原来，随着二宝诞生，老人过来帮助照看孩子，再加上女佣，原先的车已坐不下了。据他讲，车还不算什么，换大房子才是问题，男宝女宝组合的二胎家庭，小户型是真住不下。
友人感叹说，家里人多，衣食住行、财务管理，要运转好，难度不亚于经营一家小型公司。比办公司更难的，是家里纠缠不清的各种矛盾。婆婆、媳妇、女佣，就像三国演义，一会儿婆媳须要联手管理女佣，转过身婆媳之间又要“斗争”一番。如果夫妻再不能同心，弄不好就一地鸡毛。
外人往往只看到择校费、补习班所带来的财务压力；殊不知，父母须付出的巨大精力才更为棘手。很多教学内容须要家长深度参与，笔者认识的一名“北京海淀妈妈”就叹道，每天上班更像是休息，回家辅导孩子功课才是真正的“上班”。
这些实实在在的压力，让很多适婚者打了退堂鼓，不少已生一胎的家庭也对二胎却步。
以上只是笔者很零碎的观察，远不能涵盖少子化的全部原因。低生育率是现代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现象，并不易扭转。如果只看冰冷的数字，缺乏对个体的观察与关怀，就只能冒出类似“让农村剩男进城匹配城市剩女”的荒唐建议。
对于“不敢生”的群体，要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对于“不想生”的，在尊重意愿的基础上，消除其中的非主观性顾虑。社会发展需要人口，但人不是工具，人才是目的。抱持这种态度，才有可能从根子上慢慢改变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