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冠状病毒危机再度证明了广泛搜集清晰、可靠及准确信息的重要性。在整个疫情期间，世界各国人民都在依赖可靠的新闻来源，来帮助他们了解病毒本身，以及它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然而，搜集、核实和传递上述信息的人，却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这增加了一种风险，即当下一次危机来临时，我们将没有多少可信的新闻来源可供参考。
不像在疫情期间遭受打击的其他行业，新闻业并没有面临需求下降的问题。相反，尼尔森估计，留在家中（例如在危机期间）可导致媒体消费增长近六成。事实上，在美国，媒体消费在2020年达到了历史新高，而新闻节目是增长的主要组成部分。
同样的趋势正在世界各国上演。一项对疫情期间整个北亚地区媒体消费的研究发现，随着对冠病的担忧情绪不断蔓延，日本对数码新闻来源的使用率大幅攀升。在台湾和韩国，新闻频道则是电视收视率增长的主要受益者。
然而尽管需求激增，在2020年，收入萎缩还是重创了各地许多媒体。自由记者卡米尔·阿末在去年春天就警告，亏损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可能会发生“媒体灭绝事件”。虽然他指的是发展中国家，但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媒体所面临的风险也十分严峻。
正如我和我的同事在一份由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Konrad-Adenauer-Stiftung Foundation）委托我们共同撰写的最新报告中所指出的，好消息是，许多国家正在采取的举措可能有助于提振新闻业。这些努力可分为四大类：私人资金、公共补贴、全新商业模式和科技平台的支持。所有这些措施都有帮助，尽管从长远来看，有些将被证明比其他的更重要。
在私人资金方面，谷歌新闻倡议（Google News Initiative）、普利策中心（Pulitzer Center）和国际新闻网（Internews）等机构，以及政府机构，已在疫情期间设立了紧急救助基金。但是，正如申领此类补助的媒体机构数量激增所显示的，仅靠这些还远远不够，还须要制订更广泛、更全面，也更具国际针对性的策略，即一项全球新闻业的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
一些人已意识到这一点，而知名媒体发展专家也开始协调捐助者、扩大捐助规模，并为媒体机构提供支持。例如，国际媒体援助中心的马克·纳尔逊（Mark Nelson）以及英国广播公司媒体行动计划（Media Action）的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e）和玛哈·塔基（Maha Taki），一直在推动一个总值10亿美元的国际公益媒体基金，该基金负责分配政府发展援助，以支持全球南方国家的新闻业。
不过，鉴于媒体格局的结构性变化，没有任何一次性举措，无论其规模多大，能够维持各地媒体的长期生存。正如媒体企业家廖伊冯（Yvonne Leow）所指出的，与科技企业一样，媒体机构必须建立致力于帮助它们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更强大的投资者网络。
正是本着这样一种精神，美国报道（Report for America）的联合创始人史蒂夫·瓦尔德曼（Steve Waldman）已发起了一项旨在改造美国约6700家私营报纸，使之转型为更具社区基础和财务独立性的机构的举措。他建议成立一个非营利性的媒体再造基金，以锁定候选出版物，并重组其公司结构，使它们实现财务独立，并更好地满足社区需求。
直接的公共资金也可以在支持各地新闻业方面发挥作用。而且，在这方面，人们也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建议。澳大利亚、挪威和新加坡等国家都将新闻业视为公益事业，它们在疫情期间向媒体机构和新闻自由业者提供了补贴。但相对于需求而言，这些举措的力度不大。
美国在支持独立新闻方面的记录较差，其记者也一直对政府的介入持谨慎态度。不过，它们正在努力立法，为当地新闻媒体和高质量报道提供资金。例如，去年7月在国会提出的《地方新闻可持续性法案》（Local Journalism Sustainability Act），将提供为期五年、不可退还的税收抵免，最高可达250美元，用于订阅地方报纸。该法案已有78个共同提案人。
此外，自由传媒学社（Free Press）创始人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一直在起草一项地方新闻计划，该计划会拨付每人100美元的预算，来支持地方非营利新闻媒体的发展，并由社区居民投票决定哪些媒体可获得资助。按照这项计划，政府将通过美国邮政服务来拨付资金，而这些资金则来自对高利润科技公司销售广告征收的小额税收。因此，这一方法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如何让科技巨头帮助一个它们造成了那么多破坏的行业。
然而，这方面的最具爆炸性消息是，澳大利亚提出全新框架，以减轻媒体机构和科技巨头之间的权力失衡。以经济学家罗德·西姆斯（Rod Sims）为首的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已起草了一套法规，如果获得通过，将要求谷歌和面簿为其所刊载的新闻支付费用，而价格则将通过仲裁决定。其他国家政府，从非洲到欧洲和美国，无不在密切关注这项努力。
现在无疑是新闻业的绝望时刻，而绝望时刻须要大胆采取行动。但是，早在疫情暴发前，新闻业就一直在苦苦挣扎。除非各国不只是提供短期支持，而是打造并培育更具韧性的地方新闻生态系统，否则我们社会所需要的可靠和经过核实的信息，将越来越难以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