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7月，时任美国总统尼逊宣布了后来成为他标志性外交成就的决定：向中国开放。隔年2月，他飞往北京会晤中共领导人毛泽东，访华行程被媒体形容为“撼动世界的一周”。美国与北京半个世纪的交往由此拉开帷幕。中国当时是苏联最重要的盟友，也是推进全球共产主义革命的先锋。但在十年内，卡特总统就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承认北京的政权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废除了美国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接下来的事尽人皆知：中国助美国赢得冷战，美中关系的解冻使亚洲成为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
在特朗普政府执政之前，对华接触曾被赞誉为美国外交政策上难得的跨党派成功，民主党与共和党人士都同意，华盛顿可通过与北京的合作推进美国的利益与价值观。如今，随着中国政府对内增强压制管控、对外更为咄咄逼人，两党领袖们都宣告美中交往失败。正如拜登政府的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和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2019年在《外交事务》所言：“对中国接触的时代已不经宣布结束了（The era of engagement with China has come to an unceremonious close）。”
然而，与中国接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却值得牢记。在过去大半个世纪里，努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去改变她。从尼逊开始，其动机无疑是非情绪化的：为了制衡苏联、说服中国停止输出共产革命、并帮助数百万中国人脱贫。只是到了冷战后，改变中国的企图才成为美国政策一项突出的目标。
今天，随着拜登团队为应对这一代人的决定性国际挑战制定新战略之际，许多人正敦促他们彻底放弃对华接触，那将是一个错误。相反的，拜登政府应该吸取50年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经验教训：它在现实地关注保护美国利益必不可少的地缘政治目标时最有效，而在试图以政治工程推广美国价值观时最糟糕。
接触的逻辑
历史记载不容争辩，尼逊总统与他在冷战时期的续任者——福特、卡特、里根——在寻求促进对华关系的初衷是什么。对四个总统中的每一个而言，目的首先是地缘政治方面的。尼逊当时有个迫切的需要：为十多万困在越南的美军制造撤离的条件。但对四人来说，总目标还是通过扩大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分裂来制衡后者。尼逊当年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将此形容为迈向“三角外交”的一步。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分歧越大，两者就越愿意与华盛顿合作。
尼逊，福特，卡特和里根都对这个地缘政治利益目不转睛；他们没有一人企图改变中国共产党。如果当时向他们任何一位提出这项交易：以冷战必胜交换中国政治体系一成不变——他们将毫不犹豫地接受。里根在1984年就坦承了这一点。在为期六天的访华之旅结束后，他曾试图安抚那些质疑与北京接触的人，里根当时说：“如果你是说在美国推行共产主义，那我是反共的……但我从未想过我们有必要将自己的政府形态强加于别国” 。他坚持，美国和中国可以“在世界和平共处”。
这些总统也试图将中国纳入由美国主导的新兴世界秩序下。尼逊在一次与幕僚的会议中阐述了对中国开放的逻辑：“必须这样做的原因……是基于他们（中国人）占据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他并称：“他们现在不是军事强国，但25年后将左右大局。对我们而言，如果现在不为结束中国的孤立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将来的局势将极危险”。基辛格后来如此总结：“尼逊……在地缘政治考量的基础上敦促缓和紧张局势，从而使中国重返国际体系。”
卡特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继续努力将中国纳入这个秩序中。尽管卡特对人权表达了明确的承诺，但他在1978年解释，世界“必须兼容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布热津斯基隔年在一场针对商界领袖的吹风会上说得更直白：“我们认可（美国和中国）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及经济与政治制度”，并补充说：“我们对通过广泛接触将中国重塑成美国的形象不抱任何希望或渴望。”
除了安全目的外，尼逊，福特，卡特和里根还希望促进中国内部的发展，因为中国当时有全球最多的贫困和饥饿人口。与美国历届总统一样，他们坚信美国有义务帮助他国脱贫。
奏效的是什么
以美国自己的标准评价，美国与中国的接触成功了。其主要目的是扩大莫斯科与北京的分歧，这很快取得成果。也许对美国更有价值的是，向中国开放的方式削弱了共产主义所宣称的意识形态团结。毕竟，毛泽东在没有咨询“资深共产伙伴”的情况下，就与中国的劲敌建立关系。
对华开放还促使中国的外交政策更大程度上向地缘政治现实主义转移。一个透露其革命热情减弱的早期迹象是北京减少了对北越共产党员的支持，并促成他们于1973年与美国签署的和平协议。当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中国在里根政府驱逐苏联军队的隐秘战争中，是美国重要的盟友，并向阿富汗反对派团体提供资金和武器。随着美苏紧张关系在1980年加剧，中国甚至允许美军在其领土上部署雷达和监视系统。
与中国接触的第二个目标是将其纳入世界秩序，这也成功达成。在盛行妖魔化中国的今天，很难体会这个国家已离曾经的革命狂热有多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支持世界各地的解放战争、帮助巴基斯坦和朝鲜设计核武器、反对联合国维和行动、并将自己孤立于全球经济之外。今天，中国已成为所有主要国际组织的活跃成员，为联合国维和工作贡献了最多的部队和第二多的资金。中国很少在联合国安理会行使否决权，也通常应和美国的投票。
也许，中国成功融入全球体系最有说服力的实例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当时美国为防止另一场大萧条紧急寻求世界各国支援。虽然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受影响最小的国家，虽然危机从美国开始，但北京仍迅速响应华盛顿的号召。中国是首个实行经济刺激计划的国家，2万亿美元（2.65万亿新元）的刺激配套是全球最大的。市场极度波动之际，当莫斯科试图说服北京抛售其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时，中国断然拒绝。
至于第三个目标：帮助中国人摆脱贫困，其成果简直是个奇迹。尼逊向中国开放后，中国经历了数十年的经济增长，结果使其成为有史以来大国中贫困人口减幅最大的国家。中国通过放弃共产主义式经济，拥抱西方自由市场原则实现了这一目标。1978年，九成的中国人生活在世界银行每日2美元的“极端贫困”线下。如今，九成以上的中国人超过了这个标准。
常被用来批评中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包含两套权利：一是经济和社会权利，二是政治权利。与《美国宪法》一样，《宣言》确立了言论自由权和代议制政府。但它也声明：“人人有权享有足以维持个体和家人健康与福祉的生活水平。”尽管中国在政治权利方面的记录一直很糟糕，但在扩大公民经济权利方面取得的成功，已超乎任何人的想象。
试图改变中国
从尼逊向中国开放直到冷战结束，美国的对华政策都遵循了这些具体务实的目标，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然而，苏联解体后，许多人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以为世界已抵达“历史的终结”。美国政策制定者预见了一个“单极时代”：自由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将大获全胜，和平将占据主导地位。
这些想法使布什和克林顿总统有这样期许：将中国纳入国际贸易体系会为新的自由世界秩序奠定基础。克林顿在解释他2000年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理由时说：“中国并非单纯同意进口更多美国产品，她实际上是在同意引进民主最珍贵的价值观之一：自由经济”。克林顿当时对经济和政治自由化之间的联系充满信心。
小布什和奥巴马总统将这一战略逻辑带入21世纪。和克林顿一样，他们都相信与中国的接触将促进中国人民的愿望，并最终迫使中国领导层开放政治体系。奥巴马对此历史发展轨迹信心满满，他在2009年访华时预测：“当你开始（在中国）看到那样的经济自由时，政治自由就会开始……整装待发。”
如今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期望皆为幻想。中国永远不会随日本和德国的脚步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并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坐在被安排的位置上。美国痴迷于无法实现的理想化结果——这种伴随着远景的盲目为最终必然的挫败埋下伏笔。
以史为鉴
纵观美国与中国打交道的历史，拜登政府应该从中吸取四个具启发性的教训。第一，在追求地缘政治目标时，交往是成功多于失败的。成功秘诀是，美国塑造了客观条件以说服中国领导人，让他们意识到按华盛顿的意愿行事符合中国的利益。面对更为强大的中国，拜登和他的团队将很难照葫芦画瓢。但他们仍会发现，唯有与其他国家建立正确的联盟与阵线，美国才能希望影响中国行为。
第二，那些主张通过改变中国政权以推进民主的人，与为追求同一目标在中东推进战争的人一样，都已误入歧途。蓬佩奥担任美国国务卿时，曾提议将此目标作为对华政策的核心，并试图号召其他国家响应，那是必败无疑之举。美国人永远不应动摇载于《独立宣言》的信念，即全人类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14亿中国人及其1350万维族与650万藏族人。但若要解决与美国生存息息相关的迫切威胁，就要与现有的中国合作，而不是幻想与自己期待的中国打交道。
拜登能吸取的第三个教训是，开放与一体化政策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这对于未来的成功仍至关重要。在前总统特朗普忙于将美国自我封闭的当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挺进成为全球化的推动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热烈欢迎美国的回归，但重返国际舞台的华盛顿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要比以前小，并且面对一个在一些经济指标上已能与之比肩的挑战者。因此，美国将艰难地为产生双赢的全球竞争建立公平环境，同时确保自己能从中分得一杯羹。
最后，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成功应对一代人的宏大挑战将为下一代制造新的、更艰巨的挑战。对华接触使美国在20世纪的主要斗争中占据上风，但也使华盛顿进入与中国——这个被新加坡政治家李光耀准确称为“世界历史上最大参与者”——的长期竞争。纵观历史，这就是美国的命运：面对从独立战争到冷战一系列愈加严峻的挑战。在华盛顿与北京在当前的竞争中交手之际，基辛格1976年一句关于应对大挑战的名言值得回味：“我们知道必须做什么，也知道能够做什么，剩下的只是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