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候任总统拜登任命耶伦（Janet Yellen）为下一任财政部长的决定，对美国和世界来说，都是个好消息。美国在满嘴荒唐言的总统特朗普手下熬过了四年，此人对法治、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原则，甚至人类的基本行为守则一无所知，更谈不上心怀敬意了。
自大选落幕以来，特朗普不仅花费数周的时间去散播子虚乌有的选举舞弊谣言，还说服他所属党派的大多数成员去听信这些谎言，从而揭示了美国民主制度的脆弱性。
修复这些损害并非易事，尤其是在冠状病毒疫情加剧了美国各种问题的情况下。庆幸的是，没有任何人具备比耶伦更高的才智、经验、价值观和人际交往能力，来应对当今的经济挑战；我俩初识于1960年代她在耶鲁大学读研究生之时。
首要议程是从疫情中实现复苏。随着多款疫苗面世在望，当前的任务是建立从眼下到后危机经济的桥梁。现在再谈论“V形复苏”为时已晚，许多企业已经破产，而在随后几周和几个月中，还会有更多企业倒闭；家庭和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正遭受重创。
更糟糕的是，新闻头条中的数据可能掩盖了危机的严重程度。疫情对那些居于收入和财富分配金字塔底层的民众造成了巨大伤害。那些被政策免于强行驱逐和没收抵押房屋的人，仍在逐步滑向债务的深渊，并可能很快面临重大清算。
如果我们的总统和国会能在5月就意识到冠状病毒不会自行消失，当前的前景将会好得多。须要延长的强有力的初期支持计划没有得到延长，导致了本可以避免，但如今已是难以扭转的经济损失。
餐饮业和旅游业的崩溃引起了广泛关注，而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教育机构，特别是许多高等学府遭受严重打击。受到相关预算平衡法规约束的州和地方政府，如今都面临着收入暴跌的局面。没有联邦援助，它们唯有大幅削减就业和公共计划，进而削弱整个经济。
美国迫切需要一些专门针对最脆弱家庭和领域的大型救援计划。鉴于作为不足所产生的巨大成本，因此不应将增加支出所产生的债务视为障碍。此外，由于利率接近于零，并且可能会在未来几年维持此水平，偿还新债务的成本将非常低。
此外，通过将经济建立在一个更可持续、更具韧性和基于知识的基础上，许多必要的复苏计划可以设计成服务于多个目标。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国会，但是提供更多支持的经济理由是明确的，而耶伦也具备充分的能力去予以表述。
再者，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全球复苏。在这方面，新政府将有更大的回旋空间。发行高达50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管的超国家货币）已获得全球的大力支持，这对许多陷入困境的经济体将大有裨益。特朗普和印度总理莫迪过去阻止了这一选项，如今应该将其置于议程的首位。
而且，由于许多国家很快会面临无法偿还自身债务的状况，因此迅速而深入的重组，将极大地帮助这些国家。为了推动这一进程，拜登政府应明确声明坚持主权豁免的基本原则，符合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而这一原则在2015年获得了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的背书。债务重组对于全球复苏很有必要，也是人道主义的做法。如果说有什么时候可以适用不可抗力的原则，那就是现在。
恢复多边主义也将有所帮助。在过去的四年中，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无数冲突，使得全球经济充满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显然既不利于生意，也不利于投资。因此，美国恢复到正常状态，例如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并与世界贸易组织再次展开接触，批准其上诉机构重新任命法官，将极大地帮助各界恢复信心。
但是，恢复正常状态，并不意味着要恢复新自由主义。在21世纪经济框架下的贸易以及许多其他方面，我们都必须重新审议和改革政策议程。目前虽不清楚拜登将沿着这条路线走多远，但我们至少可以确信，新政府将不会采纳支撑特朗普一切所作所为的零和逻辑。
确保全球稳定，将须要在抗击气候变化、流行病和许多其他威胁方面开展深入合作。挑战在于必须在找到相应方法的同时，保持对我们价值观的全面和明确承诺。尽管特朗普严重破坏了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但这方面的裂痕早在他上任之前，就已显而易见。
毕竟，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使新自由主义及其无约束、放宽管制的理念声名狼藉。随后的欧元危机说明，在这种情况下实行紧缩政策是行不通的。我们近年所见的增长放慢，不平等加剧，以及所有社会和政治后果，显然都是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如今，这场疫情则暴露了一个完全缺乏抗冲击能力的经济，以及一个无力有效应对危机的国家，也为新自由主义的棺材钉上了最后一枚钉子。
耶伦可以提供必要的领导才能，以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疫情后世界。如果想要实现这一点，一种靠牺牲多数人利益来为少数派服务的意识形态，必须让位于基于民主价值观和共同繁荣的意识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