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第14任总统皮尔斯（Franklin Pierce），在19世纪中的美国与墨西哥战争期间，以军官身份上战场，一路打仗，一路跟士兵同吸大麻。他还曾经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吸大麻是打仗中唯一的好东西。”
1968年3月深陷越战的美国军队干下美莱屠杀案，震惊全世界，26名美军在南越美莱村杀害了数百平民。当时《纽约时报》把事件矛头指向当中许多美军吸了大麻这样的“好东西”，乱了性滥杀无辜。
越战中的美军“有毒共享”，滥用的毒品还包括海洛英。美军战场上吸毒是否造成美国最后打败仗，是这场不义之战给美国人留下的一个疑问。
奥巴马在2008年竞选总统时曾经说：“当我小时候在夏威夷，常吸大麻和可卡因”，他这句坦白交代竟成了他的名言之一。2016年8月在总统任期将届满之际，奥巴马偶然发现他的女儿曾在一个派对上抽吸大麻香烟，暴跳如雷。
曾有吸大麻或可卡因经验的美国总统不乏其人，当代总统在奥巴马之前还有小布什、克林顿。
美国总统或是他们的孩子与大麻沾上边，多年来已蔚为“传统”；吸大麻在今天的美国已发展为一种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美国人支持大麻合法化。
自1996年以来，美国已有35个州将“医用大麻”合法化，特朗普总统在初选总统时曾对这个课题表过态：“100%支持大麻的医药用途。”
候任总统拜登在大麻问题上的立场有点暧昧，他公开反对大麻合法化，却赞成拥有大麻“除罪化”。
在美国和欧洲，有了“医药用途”的包装，大麻被普遍滥用的趋势已无法扭转。
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在12月2日进行一项投票表决，结果27票赞成、25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建议，将大麻与大麻脂从1961年《麻醉药品单——公约》（Convention on Narcotics Drugs）附表四中删除。简言之，就是大麻从此不在最严管制清单中。
在美国和欧洲的力挺之下，这项表决“险胜”过关。我国跟另27个国家，包括俄罗斯，随即发表联合声明，反对接受这项发出危险信号的建议。
新加坡在这项决定上没有表决权，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上，但不能忍气吞声。新加坡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巴哈迪亚在大会上表明，目前没有充足和有力的证据，证明医用大麻的使用是安全与有效的；反而是有研究充分证实，使用大麻可造成短期和长期的不良影响，包括损害人体呼吸和认知功能。
这个课题本来应该属于医学争议的范畴，直到今天西方还未能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大麻的“医药作用”。西方国家在这个课题上的胜利，只能视为崇尚自由的西方价值观占了上风。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在公开场合上，也毫不客气地说这项表决是“金钱的力量”所驱动。尽管大量证据显示大麻对人体有害，谋求商业利益的公司仍不断游说将大麻合法化。他说，大麻若有作为医疗用途的需要，应由医生和医药协会提出，而不是受利益驱使的公司来决定。
“大麻从最严管制清单中除名”，肯定令争取拥有大麻“除罪化”的利益相关者士气大振。这是他们的一次阶段性胜利。
大麻合法化的论点包括：消除走私贩卖大麻犯罪活动，免受黑社会和恐怖主义集团操纵；减少犯罪集团围绕着贩卖大麻的暴力；管制大麻的质量与安全性；扩充税收；增加药用大麻的材料来源等等。让警方得以把精力转移到其他更严重的犯罪行为上，也成了一项理直气壮的理由。
其实，美国国内已有不少州属，连“休闲用大麻”也合法化，如科罗拉多州在2014年领风气之先。但该州这几年来的罪案和死亡人数却是有增无减，是否为大麻合法化后所带来的后果，值得作为其他州属研究的个案。
放松大麻管制对社会的潜在危险在于，吸大麻者跨过大麻这个门槛，就更难抗拒其他更有害毒品的诱惑，包括包装成药物的毒品。如鸦片类药物（opioid）据称有止痛的效果，生产这类“止痛药”的美国公司，获得数十亿元的利润，却在2018年带来一场美国人应该印象犹新的公共健康危机。当时美国每天有约130人因服用过量的opioid致死，公司过后被集体起诉，导致破产。
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初，鸦片给中国人带来的民族健康和国家存亡的灾害且不说，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新加坡有鸦片山，鸦片生意合法化。社会上普遍把鸦片当作止痛药和一般药物，尤其是华人当中“鸦片鬼”满街走，不少华族商人靠卖鸦片发财（直到1948年鸦片买卖才被禁止）。这是新加坡筚路蓝缕的几代先辈，深受毒品之害的一段惨痛历史。
联合国放松大麻管制的表决不具约束力，各国仍可以有自己一套管制大麻的对策。新加坡对大麻与大麻相关物质等受管制药物的“零容忍”，对公共健康是一张严密的保护网。我们庆幸政府全面打击大麻的立场，不会因为联合国放松管制而动摇。
但出门在外，尤其是到了西方国家，大麻和其他毒品的陷阱无所不在，令人防不胜防。
在北欧，吃一片巧克力都要先看它含不含大麻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