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了，几年一次。新加坡国家级大型展览的策展人，2020年最后一个月就“英语+/-本地语”的课题，又一次面对媒体和公众提出的咨询。
12月2日，刊登了艺术线资深记者黄向京一篇专栏文章，文中对国家美术馆特展“Georgette Chen: At Home in the World”（“此心安处：张荔英艺术展”）的语言呈现方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疑问。有多年艺术新闻报道经验的向京，引述本地一位著名艺术藏家说：“这么重量级的华人女画家的展览，全场竟然连一个华文字也没有，连画家的名字‘张荔英’都缺席，仅剩Georgette Chen，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通常遇到这样的媒体或公众提问，当事的馆方会主动回应，以国家级文化机构应有的谦逊态度，提出自己认为合理的解释，比如说，该馆已准备了四种语言的语音导览，允诺接下来查找可能做得不足的地方并加以进改进。这个过程，双方都心平气和、充满善意，因为无论是提出看法的媒体或公众人士，还是被提问的国家级馆方，都知道对方“do not mean any disrepect”（没有心怀不敬）。
可等了好几天，没见任何主动的回应。到了本月8日，才在本地中英文报章上看到国家美术馆馆长陈维德博士的“答记者问”。没有主动回应（其实主动回应，还是“答记者问”，两者之间有着本质区别）也就罢了，《海峡时报》记者将之定义为“perceived lack”（“被人认为的缺失”）也就罢了，陈馆长的回应最是让人不敢相信，如此表面肤浅的回应、如此明显逻辑不通的解释，怎会出自新加坡最大美术馆的领头人？
比如，说到为何展廊解说只用英文、没有本地语，陈馆长就从最表皮那一层来解释，说因为这位画家平常主要以英语沟通，日记和信函都用英文，因此用英文来呈现“以真实呈现她的声音”。说到画家的原名“张荔英”也没出现在展览上时，馆长再次从最表皮一层来回应，说她一直自称“Georgette Chen”，画作署名也用“Chen”，因此选择在整个展览中，一直使用这个名字“以保持一致性”。
说句实话，本来心平气和的人，比如我与一众爱新加坡美术的朋友，也被这样的回应“激”得目瞪口呆。你真的是这么认为吗？还是觉得人们对语言问题已很“ChinChai”（不在乎），随便搪塞一下就好？也好，就停在这里，让我们就用馆长这个逻辑，来看看国家美术馆为艺术家们做过的展览好了。
刘抗的主要语言，是华文还是英文？吴冠中的主要语言呢？马来画家Iskandar Jalil，他主要说的是马来语吧？还有正展出的“19世纪以来的东南亚艺术”展，里面呈现的一个个东南亚画家，他们各自用的是什么语言，印尼、缅甸、菲律宾？可以看到，美术馆在呈现每一名艺术家时，使用的都是英文。
若按馆长的逻辑，我们能否说，美术馆未能做到与艺术家的惯用语“保持一致性”，未能做到“忠于艺术家的声音”？很显然，馆长的解释逻辑是无法令人信服的，这甚至是自己否定自己的一种说法。
我想，以国家级美术馆馆长的高度，不会不知道人们在说什么——当人们提出“艺术家的本族姓名都欠奉”时，他们要问的是策展人对语言问题的态度；当人们询问“怎么没有本地语（马来文、淡米尔文）”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这个国家自己建立的多元文化形象。
用向京的话，她问的正是为何展览无法呈现出画家“多元复杂身份”。这里“复杂多元”身份”实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画家的多语多元身份；二是新加坡在过去50年为自己所建立的多语多元的国家形象。
当然，问题可能正出在“复杂”二字上吧。对普通民众、美术人、媒体人来说，复杂多元的文化带出多层次色彩，正是新加坡文化（美术、文学、戏剧、电影等）最令人着迷陶醉的地方，也是最值得人们去珍惜呵护的特色。不过对于治理者而言，说到语言“巴别塔”，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美术馆，最是要化复杂为简单。
君不见语言在殖民者手里早就梳理出高低等级，英语一向为主导统治语言，那时的华巫印三语只处于“vernacular”的等级。到了殖民地时代行将结束、民族国家行将建立的那几年，没想到后殖民时代的民族国家治理人，也继承了这种“化复杂为简单”的思维，事情就变得更有趣了：马来亚联邦独立，制定了马来文为唯一国语的“单语多族”政策；而新加坡在独立后也回到以英文主导的模式，而且无论国家如何强调“不能变成一个只使用英语的西方社会”，本地语无甚实用价值的这个倾向却愈来愈明显。
所以，人们希望看到国家级大型展览能采用“英文+本地语”（而非“英文-本地语”）时，实际上不只是为了看不懂英文的老一辈人，也不只是媒体人发挥了监督作用，更不是要找什么人的茬，而是一个关乎国家形象的问题：新加坡是否要兑现自己向外展现的“多语多族”形象，还是只满足于对外“多语多族”，对内“单语多族”的层次？
由此想开来，都说文化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对国家形象最为关键，这话看来很有道理：一个国家的对外和对内文化形象，其实靠的就是这层管理人员所做出的日常运作决策去维护。
以本地大型展览为例，仅在约10年前，本地大型展览用“英文+本地语”还是一个惯常做法；可不出几年功夫，这个景象竟成过去，成了一道令人想念的记忆：近年只有在“族群类”展馆如晚晴园、马来文化馆、印度文化馆，才能看见“英文+本地语”的大型展览；而在本地大型国家级博物馆（不仅仅是国家美术馆）这种呈现方式已是濒临绝迹了，外地游客的不习惯甚至抱怨也已不是一天两天了。
是的，国家级文化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员，手中确实有各自的自主权力，去决定要用、或不用哪种语言；若他们说某个决定“没有心怀不敬”，谁也不能说什么。可他们的每一个决定，都对国家形象至关重要，都可能为新加坡的“多语多元”形象加分或减分。
今天的新加坡或可说已脱离后殖民时代，要为国家形象加分还是减分，权力都掌握在新加坡人自己的手上。说到底这仍是一个观念问题——也许本地艺术界里一部分人会认为，纯英文展览更为入流、更显得多元“国际化”、更能被视为“西方艺术”传统的一部分也未可知。
如果是这样，每隔几年就来一场“英文+/-本地语”的“争议”，就是完全可以想见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