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实现了历史上只有毁灭性战争才做到的事情：重塑全球秩序。
凭借其孤立主义、渴望的独裁主义和全然反复无常的态度，特朗普兴高采烈地砸烂了其前任在二战废墟上建立起来，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国际机构和多边组织。现在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许多人希望，当选总统拜登上台后，自由国际秩序就能够得到挽救，甚至更新。这听起来当然很有吸引力。但不幸的是，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希望。后特朗普时代的秩序，似乎更像是回到1945年的集团间竞争，而不是后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狂热。
首先，拜登政府将被弥合特朗普所造成的国内创伤，以及纠正疫情所暴露出来的美国关键弱点等艰巨任务所吞噬。美国只能缓慢而痛苦地从有史以来分裂最严重的总统任期中逐渐恢复。重建美国是恢复其全球领导力的先决条件。
即使拜登政府拥有无限的能力，也无法让时光倒流。之前的状态源于后冷战时期的一种兴奋情绪，人们认为，西方自由民主相对于其他制度，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借用美国政治经济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那句尽人皆知的名言，世界已经达到了“历史的终结。”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当美国作为全世界唯一无与伦比的经济、军事和外交大国时，自由主义霸权的逻辑无可辩驳。但是，在今天瞬息万变的多极化世界，情况已非如此。这种状况已持续了10多年之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早在特朗普上台之前，美国就已退出了全球领导体系。
尽管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常常被描绘为一种反常现象，但它所反映出来的一系列思想，却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之初。如果德国潜艇在1917年没有袭击美国商船，美国就很有可能置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外。
同样，只有当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时，美国才加入到二战阵营。而战后，美国为维护和平（通过部署军队）以及恢复欧洲繁荣（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所做的努力，是出于对苏联扩张的恐惧，而不是源于某种道德义务。
特朗普的前任奥巴马（拜登曾在奥巴马内阁担任副总统）甚至再前任小布什，都曾采取措施缩减美国外交政策的霸权计划，这也同样符合美国的利益。和特朗普一样，奥巴马和小布什都对美国的北约盟友没有充分分担责任，表达过不满情绪。
美国退出霸权反映了拜登所无法逆转的历史：漫长、昂贵且没有结果的中东战争，以及暴露全球化弊端和新自由主义正统学说缺陷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都使美国丧失了信誉。显而易见，过去几十年来的自由市场精神，不仅远未实现其广泛分享繁荣的承诺，反而导致了离谱的不平等现象和中产阶级崩溃。
永无休止的战争和不断加剧的不平等，促成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弹，并促使特朗普在2016年11月取得胜利。同样的挫败感也反映在当年6月所举行的英国脱欧公投、2018年法国的黄背心示威运动，甚至是2019年暴发的冠状病毒疫情危机上。
疫情似乎是一次不可错失的合作机会。然而，它却引发了关闭边境、争夺物资和未来疫苗供给，更不要说在包括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限制公民自由，以及扩大监控能力。简言之，恰恰在我们最需要全球合作的时刻，我们支离破碎的多边体系，却将我们逼回到民族国家的怀抱里。
因此，世界似乎正在回归主权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Westphalian order，又称西伐利亞秩序）。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立场恰好符合这样的秩序。尽管中国在一些领域鼓吹国际合作，但多边主义对中国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它将反对复兴以自由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其他民族主义大国（如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土耳其），以及东欧较小的国家（匈牙利和波兰），也大体上属于同一非自由主义领域。
拜登政府应立志领导世界民主国家与崛起的威权集团竞争，同时捍卫对维持和平最至关重要的多边机构和组织。为此，他应当立即放弃其前任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纵容，并且用一份经过修订的持久核协议，来取代针对伊朗的好战策略。庆幸的是，拜登政府似乎已决意要做这两件事。
与此同时，拜登政府须要将美国的联盟更多地视为一项集体事业，美国领导而非主导才是最理想的情形。在盟国方面，这样的转变已经开始。欧洲领导人，尤其是法国总统马克龙，越来越认识到欧洲有必要将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美国应当与强大的欧盟一道遏制俄罗斯在北约边境实行修正主义，并结束其对西方民主所发动的混合战争。
同样，为了管理与中国的持续战略对抗，美国须要与重新武装起来的日韩等亚洲盟友合作。随着中国几乎放弃了其“和平崛起”战略，避免暴力冲突将需要某种微妙的平衡能力。
更广泛地说，美国须要激励世界上的自由民主国家，打造一个能够与世界上的专制主义者抗衡的集团。这应当包括打击欧盟内部的分裂势力，并计划将北约改造成更大范围的民主国家安全联盟。
至关重要的是，两大集团还必须在贸易、核不扩散、气候变化和全球卫生等关键共同利益领域展开有效合作。这将须要用到特朗普难以想象，更不用说掌握的外交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