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学习型社会，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政策给予国人的各种教育培训补贴，相当的多。
补贴、补贴、补贴……各种教育培训补贴到底有多少，即使是教育行业的从业者，我至今也不能全部搞清楚，只知道我们每次开课招生时，报名者询问最多的就是“有补贴吗？”以至于我几乎要得出一个结论：在新加坡，学习是政府的事。
重视教育的学习型社会与“不养懒汉”的社会管理哲学，两者间是有逻辑关系的。一个人失业后，政府不是发放救济金，认为这样的福利会助长“养懒汉”，而是支持国人学习和充电，以便重新就业或是得到加薪，让人们尽量通过自己的双手获得有尊严的生活。
如此看来，新加坡政府对国人的帮助不是授人以鱼，而是授人以渔。这毫无疑问是个好政策。故此，新加坡虽然没有高福利，教育福利却不少。支持国人继续教育和终生学习，在新加坡的教育和社会管理体系中，占据着相当的地位和比重，各类支持措施数不胜数。
由政府支付90%学费的“新加坡劳动力技能资格培训”（Singapore Workforce Skills Qualifications，简称WSQ），通常被简单地称为“政府课程”。单是这个课程体系，就涵盖不同领域不同行业数量众多的技能课程，由各类公立私立教育机构承担着培训任务。由于资金来源稳定，因而本地教育培训机构靠这个生存的也不少。
教育部推出的“技能创前程”（SkillsFuture）培训补助，给每名年满25岁的国人一次性500元的技能培训补贴。在今年疫情期间，每名年满25岁的国人再加500元，对40岁至60岁的国人再加500元。
如果是全国职工总会会员（只要在旗下超市购物就能成为会员），报读入选该机构的课程时又能得到500元的补贴。而此机构旗下的“就业与职能培训中心”（e2i），还有设计更为详细的就业培训资助计划。
上述这些政策是面向所有人的。在其他方面，医疗保健行业以护士为例，卫生部旗下的护联中心（AIC）有面向护士提供的培训补助，只要选择学习入选该中心的课程即可；有面向护士及普通医疗工作者设立的5000元的奖学金计划，虽然这项资金的申请难度略大。政府对医生等各类高级专业人士学习进修的资助，则不在本文讨论范畴；至于其他专业领域和行业又有哪些支持政策，笔者就不得而知了。
今年疫情期间推出的各类招聘培训奖励计划，还并未计算在内。
有这么多教育培训政策的支持，国人学习的热情自是相当的高，但同时也有不少人就此养成一个习惯：有补贴的课程才去读。因而对教育机构特别是私立教育机构而言，若是其课程没能入选政府补贴计划，命运就可想而知。对此，我的新加坡人同事DK由于负责本地课程而深有体会。
在如此利好的大背景下，有些人参加培训时，眼睛似乎只盯着补贴。各类补贴于是几乎成了牵引，有的人把容易得来的培训当成福利，在盲目培训的同时甚至忘了培训的目的和初衷。
不论何种政体，做好民生福祉都是政府的核心要义，不同的国家似乎都须要在促进民生与国家发展间，选择最好的应对方式，这是个不简单的“技术活儿”。在这方面，新加坡政府力争做到匠心独运、趋利避害，在“高福利”方面没有选择向西方国家看齐，在“照顾和给予”的同时不忘“公平与效率”，并为此打造学习型社会。
然而，教育福利也是福利。政府成功地做到了“吃饭不是政府的事”“健康不是政府的事”，不料，教育培训成了政府的事。
而由高福利所带来的问题都一样，那就是依赖。
“依赖”这件事有好有坏。一方面表明政府对人民照顾得周全；另一方面“依赖”过度也让人斗志消磨。“被宠坏的新加坡人”，这是来自新加坡人自己的观感和忧患。
“保姆政府”传达的是政府对人民的照顾。可是在新加坡人自己看来，这未必全是好事，国人由此变得依赖与被动，一切靠政府，认为政府会把一切都做得好好的，也会少了危机感，少了奋斗力和创造力。
DK就为此感慨，觉得中国人口众多，人们的福利或许赶不上新加坡人，在多数情况下得靠自己努力，但生存的压力和危机感，也催生了人们斗志与创造力。改革开放短短几十年，中国不仅富裕了，而且在科技创新方面一路高歌猛进，成绩越来越亮眼，从最开始靠出卖廉价劳务的低端制造业，发展到如今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建设，凭借科技带动在全球名列前茅的大企业不断增加。反观新加坡，虽说国家很富裕，但在科技创新方面却乏善可陈。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个人如此，一个家庭如此，一个国家也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