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民索朗曲培（62岁）家里，中国领导人的画像占据客厅墙上最显眼的位置，但在他家客厅和通往家人生活区域的走道上，还有另一张十分显眼的海报。
海报图文并茂，用藏语和汉语解释“什么是触电”，警告“电也是一件危险的事物”。
索朗曲培一家去年底穿越近千公里，从海拔5000多米的那曲双湖县搬到雅鲁藏布江北岸的山南市贡嘎县森布日，入住当地政府建造的新小区。
电视机、洗衣机、热水器、抽水马桶，现代生活设施在新居里一应俱全。和这座两层的独门独院藏式小楼一样，这些也都由政府免费提供。
祖祖辈辈生活在草原上，随山上季节性生长的牧草迁徙，索朗曲培对现代化的生活设施和器具知之甚少。外人看来稀松平常的生活设施，让他有些不知所措，就连煤气灶都是在村干部的指导下才学会使用。
“那边只有河里有水，到了冬天就没水，要凿冰取水。这里有自来水，很方便。”
只会说藏语的索朗曲培坐在保留传统藏式风格的客厅中，通过村干部翻译告诉记者，他对新住所很满意，海拔低、空气含氧量高，晚上能睡个好觉，也不必担心棕熊到家里捣乱。
上个月中旬，中国官方组织约30名中外记者，走进不轻易向外国媒体开放的西藏，展示西藏如何在官方扶贫政策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海拔极高、气候恶劣、土壤贫瘠，自然条件的先天缺陷让西藏成为中国贫困发生率最高、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也是中国唯一“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2015年底，西藏全区74个县区无一例外，都是中国国家级贫困县区，贫困发生率超过25%，比全国高近20个百分点。
西藏急速变化扑面而来
官方自2016年以来，在当地累计投入近750亿元扶贫资金。截至去年底，西藏62.8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已全部脱贫，每年人均纯收入达9328元。这比中国2020年的脱贫标准——年收入4000元高一倍多。
比这些数字更具说服力的，或许是走进雪域高原后，扑面而来的急速现代化变迁。
汽车驶入贫困户家中，驾车成为人们最热衷学习的技能；西藏首府拉萨有了大城市的堵车烦恼；平坦宽阔的高速公路穿过隧道，缩短山与山之间的距离，铁路、桥梁等大型基础设施仍在如火如荼建设中；海拔5000多米的冰川脚下，迎接旅客的不是甜茶店，而是洋派的咖啡馆。
在这个中国最偏远的地区，各种生产活动也在追随时代进步。
以“西藏粮仓”日喀则为例，当地以“公司＋合作社＋农户”等模式，把优质的藏鸡苗、菌菇包等提供给农牧民饲养、培育，并传授他们技术，之后以较高价格收购，带动现代农业发展，帮助当地民众增收。
日喀则也创新发展传统青稞种植业，开发青稞饼干、青稞啤酒、青稞挂面等新产品，让这种高原传统农作物在制作糌粑以外，发挥更大的经济价值，农户种植的青稞，也因此能卖出更好的价钱。
这些变化奠定官方的信心基础，邀请外媒近距离观察这个高度敏感的少数民族自治区。一名官员私下轻松地对卦哥家说：“我们对西藏很有信心，你们随便看。”
采访期间，官方并不限制记者在入住酒店附近闲逛、外出用餐、与民众自由交谈。不过，在官方统一安排的紧凑行程中，这样的机会十分有限。
藏族青年憧憬现代文明
如果说上了年纪的藏民是在扶贫的外力下，被推着跟上时代步伐，藏族年轻人则是怀着憧憬，奔向多姿多彩的现代文明世界。
“以前没去过城市，不知道城市的发展，现在才知道，城市那么好。”
生于牧民家庭的旦增多吉（20岁）告诉记者，他没想过再回去放牧，老家的25头牦牛已经交给亲戚放养。
棒球帽、卫衣、破洞的牛仔裤、变色的眼镜，旦增多吉身穿便装在两层楼的新家接待记者。在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这身打扮都不会有违和感。
四年前，旦增多吉和家人搬离牧区，入住拉萨市堆龙县的一个易地搬迁安置点。在政府安排下，他有了一份守护铁路的工作，每月扣除伙食费，到手近5000元。
这里是从拉萨前往纳木错旅游的必经之地，在居家就业、原地脱贫等政策下，他们腾出家中二楼房间做民宿，交给扶贫企业管理，每年分红近万元。
在老家连汉语都说不好的他，和记者交流时还会冒出英语。问他陌生游客到家里来住，会不会不习惯？旦增多吉笑说：“不会，客人来了招待一下就okay了。”
他用微信与朋友联系，闲暇时和中国其他地区的年轻人一样热衷刷抖音、学跳爆款舞蹈、拍下视频传上网。最近，旦增多吉正和朋友研究做电商，打算开网店做老板。他说：“现在的收入很不错，但不可能一辈子打工。”
年轻藏民渴望走出大山
走出大山、走出草原，在西藏农牧民的下一代中，成为越来越普遍的梦想。
在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藏族学生参加机械、烹饪、旅游管理、电子商务等课程，还学习小资情调的洋派技能——泡手冲咖啡、调鸡尾酒。
18岁的罗卓向记者展示一杯自己做的手冲咖啡。近几年，拉萨等地的咖啡馆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泡咖啡成为受追捧的手艺。罗卓以不熟练的中文告诉记者，毕业后她想到拉萨的酒店工作，“不想放牛、挖虫子”。
罗卓所说的“虫子”是高海拔地区特有的冬虫夏草。她6岁起就随父母上山挖虫草，这也是很多藏民的传统收入来源之一。大规模的虫草采摘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而且虫草价格波动起伏，官方也不鼓励当地民众从事这项靠天吃饭的工作。
相反的，学习能在现代化社会中赚取稳定工资的新技能，获得官方大力支持。政府在西藏各地设立技能培训学校，让无法考入普通高中的农牧民孩子学习一技之长，也向民众提供短期技能培训。
中国在西藏实施15年免费教育，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包吃、包住、包学费，目的是通过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贫困家庭的孩童不仅上学不用掏钱，假期回家还能从学校领粮食油盐。
一些接受过教育的年轻藏民，梦想着不仅去拉萨，还要去到更远的地方。
堆龙德庆区中学初三学生次仁央金（15岁）受访时说，打算明年考内地的西藏班，最想去的城市是上海。
这名来自贫困单亲家庭的女孩，两年前在政府帮扶下，从海拔4500多米的尼木老家，搬到距离拉萨市中心仅10多公里的地方。
女孩作为学生代表，被学校安排接受媒体采访，在镜头前几乎倒背如流地用汉语介绍自己的家庭状况、政府对她和家人提供的搬迁、就业、教育援助，扶贫政策带来的生活变化，以及她对学校和政府的感激。显然是有备而来，她自动向记者强调，“这些都不是强迫的”。
“我平时特别喜欢上海，喜欢上海的建筑、博物馆。”她兴奋地描述自己对中国最发达城市的憧憬，虽然她还从未踏出过西藏。
次仁央金对现代化生活怀抱着憧憬和渴望。在学校当播音员的她私下告诉记者，她喜欢看央视，梦想成为央视主持人。
改变观念是扶贫工作最大挑战
在西藏不同地区，官员、扶贫企业负责人等都不约而同提到，改变观念是扶贫的最大挑战。
德吉白珍（36岁）是距离拉萨市区不到100公里的当雄县羊八井镇一个村庄的干部。这个集中搬迁的安置点设有温泉治疗风湿病的设施，主要接收生活在高海拔、长期被风湿疾病困扰的贫困牧民。
三年前，德吉白珍驻村不久后发生的一次“集体逃离”事件，让她印象深刻。
以放牧为生的村民搬迁到新环境，就业成了问题。为了让离开草原的牧民有稳定收入，德吉白珍努力说服拉萨一家饮料工厂，雇用50名待业家中的村民做装卸工。
无需专业、不用文凭，原以为这份每月工资5000元的工作很适合这群30岁左右的年轻人，可让她沮丧的是，前一天刚把村民送到工厂安顿下来，第二天所有人都回家不干了。
“他们只愿意放羊放牛，没有时间观念，不喜欢被人约束，完全不习惯工厂上班的状态。”
经过好一段时间的游说和引导，当地人的就业观念彻底改变。据德吉白珍介绍，当时“逃离”工厂的年轻人也全部就业，有人成为附近一个地热旅游区的服务业主力军，也有人在合作社当驾驶员。
转移就业政策改变游牧和耕种生活
到底是什么原因促成这样的改变？西藏农牧民走出牧场、进入市场是不是自愿的？
有西方智库今年9月在一份报告中，指责中国把越来越多藏民从农村赶去新建的军事化培训中心，把他们培训成工厂员工。德国学者郑国恩（Adrian Zenz）形容：“这是一种由游牧、耕种变为工资劳动的强制生活方式改变。”
中国官方并不否认在西藏推动农牧民转移就业，鼓励他们到现代化工厂务工，并把这个安排视为一项帮助当地人增加收入的成功政策。当局为此设立任务指标，比如2020年全年劳动力转移目标是63万人次。
但官方否认这些是强迫性的，强调西藏民众有强烈意愿参与技能培训，而且赚钱致富的氛围在西藏渐渐形成。
一名藏族官员向记者介绍，农牧民之间从前攀比的是谁家给寺庙捐更多钱，现在是谁打工赚的钱更多，谁家买了更豪华的汽车，或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
面对国际媒体记者围绕是否存在强迫就业的提问，有扶贫官员反问：“如果你在外面的花花世界待惯了，回去与牛羊为伴，你会习惯吗？在外面接触了大量的人、现代化的事物，回去放牧，没有通讯、风餐露宿，你会待得住吗？设身处地想想。”
行程中，记者看到一些藏民骄傲地在家中客厅显眼的位置，挂上“致富带头人”的锦旗，摆放“转移就业致富”荣誉证书等。当然，这些“致富者”在藏民中有多大代表性，占多大比率，则无从考究。而接受媒体入户采访的多数藏民或他们的家人是党员，或在当地村子里担任党政相关职务。
家中客厅摆满各种技能培训结业证书的旺扎（43岁）是其中一位。从前他以放牧为生，现在在幼儿园当保安，每月能赚2000元。他还学习驾驶，花4万元买了汽车。
学者：藏北高原不适合人类生存
搬到政府为风湿病患者集中安排的新小区后，原先因严重关节炎无法站立的妻子，经过治疗已能生活自理，目前正在妇女手工编制社接受培训，下一步就会就业，每月能赚1700元。
这名已有12年党龄的党员通过村干部翻译向记者表示，他在淡化宗教上对自己严格要求，也会引导邻居，“都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现在的生活那么好。”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扎洛接受本网访问时指出，对现代生活便利、自身健康的追求，是当地民众愿意接受改变的原生动力，而外界对易地搬迁和农牧民培训的批评，是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不了解。
他说，西藏迁移的一些民众，原本生活在藏北高海拔地区，生存环境极其恶劣，当地的空气含氧量低，常年刮大风，民众的关节炎、心脏病发病率高，平均寿命不足60岁，而海拔较低的地区，平均寿命已超过70岁，“搬迁政策在民众中是受欢迎的”。
不过，在运动式的扶贫过程中，基层官员也会对民众灌输思想，向不愿改变者施加社会压力。
例如，定期召开的村民大会上，基层官员会当着全体村民的面，对不愿意就业的“懒汉”进行教育，让村规民约和熟人社会的压力发挥作用。
一些吸纳藏民就业的扶贫企业也会做思想动员工作，帮助藏民改变传统习惯、适应统一管理，例如把藏服换成统一的工作服；每周组织升国旗、唱国歌等。
在记者入藏采访期间的有限时间与接触中，难以判断西藏社会对淡化宗教、强调致富价值观的普遍态度。但从官方把重塑民众观念当做一项未完结的工作看，农牧民“走出牧场、进入市场”还不是普遍被接受的观念。
西藏自治区主席齐扎拉在拉萨举行的脱贫攻坚记者会上说：“西藏的一些陈规陋习，主要是宗教的消极影响，就是注重来生来世，现世今生的内心幸福追求确实有薄弱点。”
他强调：“管好肚子的同时也要管好脑子，在富好肚子的同时，继续做好富好脑子这项工作。”
保留传统或追求现代 扶贫政策仍具争议
脱贫攻坚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指标，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但西藏特殊的政治和地理环境，让当地的脱贫攻坚工作具有多一层政治作用——强化少数民族对中央的认同、维护国家的统一。
西藏是中国西南边陲的门户，全区陆地边境线长达4000多公里，与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相连。中印目前在边境地区持续多个月的紧张对峙，就凸显西藏重要的战略地位。
长期研究西藏经济发展的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Erasmus）大学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教授费希尔（Andrew Fischer）受访时指出，北京在西藏的投入显著高于其他省份，一个考量是西藏位于中印交界处，是一个军事化地区，大量支出和投资都具有战略和地缘政治意义。
美国康奈尔大学政府系副教授、中国和亚太研究项目主任卡尔森（Allen Carlson）则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境内的藏族地区比其他地区更贫穷，迫切须要发展经济，但北京对这些地区的援助，更多的是受政治因素推动。
“中国领导人认为，改善藏民的生活，将提高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度，减少这些地区常见的对执政党的反对。”
费希尔也提醒，发展现代化和提倡唯物主义是两回事。北京对唯物主义的倡导，其实是加强藏族精英纪律、服从和效忠国家的有力方式，因为与中国内地不同，西藏国有部门薪金报酬优厚，但其他领域则鲜少有高薪就业机会。
中国中央政府在1951年与西藏地方政府签署“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并在1959年平定西藏爆发的要求独立的叛乱，西藏精神领袖十四世达赖喇嘛之后出逃到印度。多年来，防止藏独、维护稳定始终是北京治藏政策的最优先考量。
西藏扶贫政策下的易地搬迁小区中，每家每户都挂着两幅画像，一幅是中国五代领导人的照片，另一幅是中国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与藏民握手的照片，下面写着“习近平总书记与西藏各族人民心连心”。屋顶上也都竖起国家的象征——五星红旗。
在西藏的高速公路上，每隔几公里就能看到显眼的红底黄字大标语，向民众传递来自北京的声音。这些标语包括“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也有对中国最高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的赞美，强化西藏人对中央和中共的归属感。
一名在林芝开超市的汉族人受访时说，他在西藏做了10多年生意，现在是西藏“最稳定、最安全的时候”，“政府给他们（藏民）那么多优待，什么都是免费的，没人会想闹事”。
西方学者：
发展经济巩固统治未必能达到理想效果
然而，北京把在内地以发展经济巩固执政认受性的做法移植到西藏，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效果值得商榷。
卡尔森就批评，自1950年代开始，中国的西藏政策一直面对左右为难的局面。一方面，西藏确实需要现代化，绝大多数藏民渴望生活水平提升、教育体系更包容等；另一方面，中国强加给西藏的现代化，也被一些藏族人视为是同化该地区的“特洛伊木马”。
他提出，一种普遍存在的担忧是，官方在西藏推动的现代化政策，包括汉族涌入后导致的人口结构变化，可能让藏族对自身的文化和宗教受侵蚀更为敏感，这非但不会让藏族民众更顺从或心向北京，反而扩大藏族与中国其他地区的鸿沟。
在拉萨、林芝等地的闹市区，记者接触到大量从中国内地到西藏发展的汉族人，他们来自四川、湖北、山东等地，开杂货店、餐馆、当德士司机，也有人售卖西藏人家中常见的佛像等。
费希尔也认为，官方为了解决贫困，把藏族农牧民转移到城市地区，与汉族竞争城市的工作岗位，可能加剧中国社会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边缘化。
另一些对于中国治藏政策更多的批评，集中在北京对宗教问题的处理，尤其是所谓“物质主义取代宗教信仰”的做法。
今年8月举行的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特别强调要“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
一名藏族官员对记者称，官方的宗教政策是不增加僧人、寺庙和宗教活动，保留现状就是“最大的一种包容”，因为宗教信仰与现代化“肯定会打架”。
他相信，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变化，即便政府不介入，宗教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小。“过去我病了求菩萨让我早点康复。现在有医院了，不用菩萨，我到医院去，病就医好了。”
但到目前为止，官方仍在积极介入，淡化藏区的宗教信仰，比如藏族的孩子不允许在学校进行宗教活动，分配到政府住房的贫困户也被要求，不把单独的房间设为佛堂。
流亡海外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当地也是一个人们不会随意讨论的话题。
采访过程中，除了介绍布达拉宫（历代达赖喇嘛的住所）的向导，没有一个官员或官方安排的受访者提到这个名字。官方安排的受访藏民被询及达赖喇嘛时，只是客气地表示自己不了解他。
在拉萨大昭寺附近的八廓街上，一名不愿具名的年轻藏民向记者介绍他和姐姐的服装生意，以及店铺里供奉着佛像保佑平安和生意兴隆。问他如何看待达赖喇嘛，藏族青年语带抱歉地回答：“这不方便说。”
学者：发展须基于人们的主动选择
快速迈向现代化的西藏和中国及整个世界的共通性在增加，但现代化和传统的对立却一直是西方学者关注的问题。西方学者难以明白，上世纪在西方文明冲击下吃过大亏、曾经“被迫现代化”的中国，对现代化和进步有发自内心的强烈向往和追求，当他们把现代化带到藏区时，是真诚认为这才是改善藏人生活面貌的必要方式。为此，大量中国干部付出了巨大努力。
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扎洛眼中，担忧外来文化冲击、传统文化消失，这是所有社会都会面临的发展烦恼，“但我们不应该把西藏看成一个永远停留在原本状态的博物馆”。
他说：“米兰的时装节也有藏族服饰系列，藏族人去了解和接受别人的文化也是再正常不过了。”
费希尔则认为，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政策，藏民都会改变，但保持传统还是追求现代化，每个人都应该拥有选择的权利，“最佳的发展必须基于人们主动的行为，而不是外界把某一种现代化强加给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