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庆祝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已于10月14日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了讲话，指出要“以思想破冰引领改革突围”。
随着世界范围内冠状病毒疫情加深，逆全球化思潮来袭，中国虽说也开启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但是，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明年将要开启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又恰逢中共建党一百周年，第一个改革目标，也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今年底即将达成，而接下来的第二个百年目标，也即到2050年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在奋斗中。
我以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除了美丽是形容词，富强、民主、文明、和谐都是有确定含义的名词，其中富强、文明、和谐从字面上就好理解，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具体表现；而民主一词，虽说学术界有许多解读，但却是从人性上规范了人之行为及其价值标准，其中，民智的开启和勃兴，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
清朝光绪二十七年，即又一个新世纪开启之年的1900年，严复《原强》刊布：“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故曰：民智者富强之原。此悬诸日月不刊之论也”。
如果以这个说辞衡量当下的中国，鼓民力：在经济上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用了40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100多年的经济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反观中国当下开民智、新民德做得又如何呢？毕竟“民智者富强之原”。
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做出贡献，有着“吴市场”之称的吴敬琏，今年初就在《改革尚在半途》一文中写道：中国改革虽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一些重要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迟滞，一些社会矛盾已经变得尖锐起来。
人们由于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往往对这些矛盾的由来作出不同的解读，提出不同的解决之策。他们之间的分歧，完全可以通过自由和切实的讨论，来求同存异和寻求共赢的解决方案。
“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上的差异”说白了，就是在民智上需要进一步开启，或者说完善。200多年前，导致后来鸦片战争爆发，使中华民族陷入万劫不复灾难之中，起因早在英国使团第一次觐见乾隆时就显露出来了，据使团的报告：“中国所有的有关财产的法律，确实都不足以给人们那种安全感和稳定感，而恰恰只有安全感和稳定感才能使人乐于聚积财产。”
“对权势的忧惧也许使他们对那些小康视而不见，但是那些大富却实难逃脱他人的巧取豪夺……执法机构和执法方式如此不合理，以至于执法官员有权凌驾于法律之上，使得对善与恶的评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官员的个人道德品质。”
这也是外国报告对中国“小康”一词的表述，也就是说中国“对那些小康视而不见”。
如果说，马戛尔尼使团看到的是现象，著名哲学家黑格尔认为，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是中国人内在精神的黑暗。中国是一片还没有被人类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那里，理性与自由的太阳还没有升起，人还没有摆脱原始的、自然的愚昧状态。“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都离它很远”。这是其在《历史哲学》中得出这样的结论。
前些年，由隶属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中国青年报》，旗下的“社会调查中心”展开的在线调查显示，82.1%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社会说谎之风日渐泛滥。受访的1865人当中，9.4%的人承认自己经常说谎，30.9%的人承认有时会说谎，26.9%的人表示偶尔会说谎，27.4%的人表示很少说谎，仅5.4%的人说自己从来不说谎。
无独有偶，也是几年前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曾经进行了一次问卷社会调查，问题是“你认为中国现在是否‘主流呈现出良好道德风貌’？”公众普遍认为，“道德滑坡状况确实存在”与“不可能呈现出良好道德风貌”，两项合计占调查样本高达97.6%。
虽说这样的调查，可能也就是“抽样调查”，其标本显现的结论，和“典型调查”所涵盖的范围显示的结论有差异，但也能透视出当下中国社会现状的一隅，和200年前马戛尔尼使团所感受的“撒谎、奸诈，偷得快，悔得也快，而且毫不脸红”没有二致，还有，“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在他们私下生活中，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但一见了官，就马上变成了另一个人。”
为此，使团报告总结到：“这些事例再清楚不过地昭示了中国人自夸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不过就像先前说过的，其错当在于政治制度，而不在于民族的天性或者气质”。
这明确指出了中国过去也罢，当下也好，“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不在于民族的天性或者气质”“其错当在于政治制度”。为此，就像前述吴敬琏所言：要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我们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也应当不是某个单项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而是全面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为此，他开出的“药方”是：第一，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第二，政府要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实现依法行政；第三，培育公民社会，提升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同时，法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须要在全体公民特别是各级官员中树立法治观念；建立符合公认的基本正义的法律体系；实现法官的独立审判和公正执法。同时要防止极端思潮撕裂社会等等。
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有效的手段，但是，没有言路的广泛开启，没有心智的完全开化，要做到这些这是水中花、镜中缘，为何这么说？就像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那样：事实证明，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互联网深刻改变人类交往方式，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行为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时期如何适应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方式、社会心理等深刻变化，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健全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保体系，强化公共卫生和疾控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加强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都须要认真研究并作出工作部署。
这里，习近平特别强调了“社会行为方式、社会心理”，也就是“心智”的不同属性和分属类别，并且“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有责”“尽责”“享有”其实也指出了对开启民智的理解、认识和期望。
不仅如此，着眼于中国的未来，习近平在《求是》杂志发表《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一文中指出：讲好思政课不容易，其中“第三，思维要新，学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新课堂教学”。也就是说，要从中国人受教育阶段开始，“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真正将开启明智，像当年邓小平痛感中国足球落后，要从“娃娃抓起”一样。如果说，足球落后，只是体质上的羸弱，民智不能完全开启，就像当年也欲开启中国富强之路，“百日维新”中的领头人之一梁启超所言：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
据中国《作家文摘报》披露：1981年6月，习仲勋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协助胡耀邦处理党的日常事务（为冤假错案平反、推动组织人事制度改革、精简机构、恢复法制等）。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同时，习仲勋还有一个身份很容易被忽略，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法制委员会诞生于1979年2月，是为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而成立的权威性立法机构，第一任主任由刚从流放地陕西商洛回到北京的彭真担任。
1981年，习仲勋接任第二任主任。他们的任期各两年三个月，到1983年9月法制委员会就结束了历史使命。当时，在法制委员会民法、国家法室工作的高锴回忆起老领导人时说，他对习仲勋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多次跟大家讲要保护和尊重不同意见”。2013年，习仲勋100周年诞辰之际，年过八旬的高锴第一次在媒体上披露，习仲勋曾建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
还是前述严复，对开启民智做出了自问自答：民智者，富强之源也。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个百年目标能够顺利实现，想必那时的台海两岸早已是一片祥和景象，而孙中山的“教之有道，则人才济济，风俗丕丕，而国以强”，也一定是这幅图景的最好注脚。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个百年目标能够顺利实现，想必那时的台海两岸早已是一片祥和景象，而孙中山的“教之有道，则人才济济，风俗丕丕，而国以强”，也一定是这幅图景的最好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