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晋三作为日本宪政史上任职最长的首相，主导了国家战略的平静转换，战后和平主义已经为“积极和平主义”所取代。这是在评论中人们未予以足够重视的改变。
进入21世纪，日本国家战略酝酿新调整，出现两种构想：亚洲主义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和保守民族主义的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的多边联盟构想，但由于政权更迭频繁都未及实行。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关注地区权力转移的趋势，迫切要求制定明确的国家战略，采取积极对外政策，发挥大国作用。
2009年，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智库日本国际论坛发表研究报告，肯定冷战结束后扩大自主性和主导国际秩序发展的思想，主张日本放弃吉田主义所代表的“消极和平主义”和“被动和平主义”，实行积极和平主义，在美国作用下降时主动担负起国际责任，维护战后自由国际体制。
安倍在第二次执政后积极推行积极和平主义，宣称积极和平主义是“今后引导日本前行的旗帜”。在长期稳定的安倍“一强格局”下，日本国家战略实现向积极和平主义转换。
在政治和行政体制上，日本加强首相权力。内阁官房（即内阁秘书处）设立内阁人事局，可以决定各内阁部门副局级以上官员任免、调动；设立经济再生综合事务局，强化对经济事务管理和协调的机能。为加强首相对外交、安全政策的掌控，成立负责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最高机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在内阁官房设立国家安全保障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秘书处），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协调外交、安全政策。这是完善实施积极和平主义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同时改革防卫等国内体制，适应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成立后，首相官邸战略机能增强的局面。
积极和平主义战略在安全上实现重大突破，扩大对地区安全格局的影响：
一、制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新《防卫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即“安保三支箭”。《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首次制定，阐明积极和平主义的国家安全目标。为适应安全目标转换，频繁调整防卫计划。2013年安倍内阁在仅隔三年之后就修订《防卫大纲》，五年后的2018年再次修订。
二、为突破集体自卫权等安全领域限制，修订10个安保相关法案。尽管安倍在任内未实现修宪夙愿，但打破了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禁忌，自卫队可以配合美军行动，也可以派往海外。安倍内阁还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允许防卫装备出口，扩大对地区安全形势的影响。
三、解禁集体自卫权，使日美军事一体化程度提高，在应对中国崛起上可以采取共同行动，加强了日美安全合作的实效性。
积极和平主义国家战略转换，突出表现在对地区政治经济秩序构建上，通过制定规则提高国际话语权和国际秩序主导权。在地区政治安全领域，安倍第二次执政后，推进上次执政时未及推行的印太战略构想，策动建立日美澳印等价值观相同国家的安全联盟。有日本学者说，日本要和澳大利亚、印度等次大国主导印太秩序，应对美国所可能出现的战略收缩。
美国特朗普政府在放弃前任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后，也接过安倍的印太战略构想。日美澳印四方安全对话（QUAD）有可能形成影响印太地区战略趋势的国际机制。在地区经济领域，日本主导完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TPP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济内容，期望参与亚太地区发展，主导地区贸易规则制定，保持竞争优势。安倍内阁为掌握贸易规则主导权，不顾农业等相关业者反对，参加TPP的谈判。
在特朗普政府退出TPP的严峻时刻，安倍挽狂澜于既倒，主导11国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并为美国回归协定预留安排。TPP虽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但它代表了国际贸易的新趋势，保证了美日等发达国家在地区经贸领域，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地位。
印太构想和主导CPTPP是积极和平主义国家战略下的两大实践。自民党议员还结成“规则形成战略议员联盟”，继续为提高日本在国际组织中的存在感，和在国际上发挥主导作用出谋划策和提供支持。事实证明，日本国家战略转换，已对东亚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刻影响，这种趋势今后还将进一步加强。
安倍内阁执政七年又八个月，在政治、安全和对外战略上做了冷战结束以来，历届内阁想做而未能做成的事情。积极和平主义代表了日本保守的民族主义政治力量，在东亚格局面临百年未有巨变形势下的战略抉择和战略方向，是国家战略的重大转换。因此，对日本的国际作用也须有新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