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关于中国文化“走出去”所面临的困境，孔子学院在西方遭遇的挫折，海外文化传播“任重道远”的报道和访谈不断见诸媒体，引起了关注这一问题的人的反思。
笔者的本科母校是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大本营——北京语言大学，自己在美国也已经从事了十余年的中国历史教学，并经常参与包含中文教学、政治学等科目在内的跨学科学生论文指导工作，感到有些观察可能有助于中国相关人员，进一步思考中国文化在美国传播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首先，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由于汉语的方块字特点，和美国人所熟悉的印欧语系语言相差甚大，再加上多数美国中小学由于师资原因，不能提供中文课程，导致很多学生到了大学才有机会学到中文，事实上已经错过学习外语的最佳年龄。中文又只是很多课程中的一门，多数本科生由于在好几门课程之间奔波，花在中文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加上学习材料一般也只限于课本，所以实际水平难以提高和突破。
当论文要求学生用外语进行部分论文的写作时，用中文写作的美国学生的写作能力和口试的口头表达能力，都远远比不上学习欧洲语言的学生。这部分学生通常在中学阶段已经学过这种外语，而且一部分人还有相关的家族移民背景，对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不像对汉语言那样陌生。
在一些较好的美国大学里，专职中国籍教授根据自身的研究专长，专注于教授中国古代经典文化，例如《道德经》《论语》或古诗，这是一种我称为专注“雅文化”的模式。这种教学首先要求教学者对两种语言和文化都有精深的心得，本身就是研究和诠释者，能准确地用双语把中国古典文化和思想的精髓传达给学生，也能把学生的思想引入一个和西方传统不同的世界。
笔者认为，早期儒家以及后来的宋代新儒家思想中对人性、人和他人、家庭与社会的关系、人的情感及其表达，礼制和社会规范及国家治理的关系的伦理学及政治哲学思考，是非常丰富和有价值的，确实值得向美国学生介绍，并进行深入讨论。但是这一模式对讲授者的学术和语言水平，都有相当高的要求。
另一种传播模式在笔者看来，可称为简单的中文加“俗文化”。这种实践依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符号和载体，比如熊猫、筷子、书法、传统舞蹈、节庆活动以及粽子、月饼等食品。这些活动容易让学生产生亲切有趣的感觉，但是不加反思地过度依赖，可能会造成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过于浅层和刻板的理解。
在一些孔子学院的网站上，总是看到为了“活动”而穿着旗袍的女教师和舞蹈表演，这种方式事实上把“中国传统文化”变成了一种“民俗村”式的展演，在西方的观者的眼中不断强化中国文化很不一样，甚至就等同于旗袍、扇子舞、月饼的刻板形象，也让某些美国高校的孔子学院合作方认为，其教学和文化项目缺少学术内涵。
同时，这种展示也过度依赖女性形象，因为扇子舞、旗袍这些常见也相对易于使用的元素都是由女性展示，无形中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的某种“女性化”倾向。在一所和北京语言大学直接合作的美国州立大学的“孔子学院”网站上，笔者发现九名专任中文教师中，有八名是女教师，而学员似乎也以女生为主。
在一次活动的合影中有三名男性，15名女性。在这所美国大学的一次“国际教育周”与中国文化展演相关的活动中，六名合影的参与者都是穿着带“中国传统”风格的女生。笔者在一次乘飞机回中国度假时，遇到同机有一批孔子学院教师结束任期回国，也全部是女教师。或许外派中文教师和志愿者时，应该尽可能进行一定的性别平衡，让更多的中国男老师把自己的视角和风格带进海外的汉语教学。
事实上，上述的“雅文化”和“俗文化”模式，本质上都在依赖“传统”，无形中也会加强美国年轻人关于中国非常“古老”，总是充满“异域风情”的刻板印象。在海外相对有影响的中国连续剧，通常还是古装宫斗剧，也就是同样回到传统。事实上，对外文化传播应该同时注重当代文化。
不少美国年轻人通过韩国的韩流文化、BTS乐队认识和喜欢韩国，甚至为此自学韩国语，因为这种轻松、表达自我的当代新文化乃至其歌词内涵，符合美国年轻人的口味。
更重要的是，和中国承担经费从事对外传播文化相反，韩国的乐队不仅在效果上传播了韩国文化和影响力，还赚了美国人的钱。我们须要考虑，除了在美国进行人为的和刻意组织的载歌载舞，民俗展演式的活动来传播文化，能不能以中国国内自然生长的、新兴的文化形态、电视剧、乐队去吸引中国以外的年轻人群，也让他们更多感到中国的当代性。
另外，讲述中国完全可以更多地讲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制造和强化“节日感”。现代中国的人物和故事，普通人的生活世界，应该更好地融入到关于中国的叙事中。
当文化的对外传播者和美国学生面对面的时候，可以把他们引入普通人的故事，让美国学生感到真实的中国既不仅仅总是关于领土、民族、统一等宏大而又时有敏感争议的问题，也不是每天唱歌跳舞吃节日食品，而是在普通的生活世界里，生活着很多和世界上所有地方一样，有烦恼也有梦想的人们。
他们的故事可以整合进对外汉语教学，也可以整合进以英语进行的课程教学。笔者本人通过提供名字和相关背景，就曾鼓励并不学中文的美国学生，通过英文资料研究和关注过诗人余秀华、律师郭建梅、媒体人胡舒立、商人陶华碧等当代女性人物的经历，以及留守儿童、成都的茶馆等社会生活现象。
笔者认为，这样的阅读和研究路径，可以让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中国这一异域的“传统文化”所附带的一系列固定的文化符号，也无须对古代经典进行深度解读，而是进入到关注真实的、思考的、奋进的多数中国人的普通生活世界层面。
这些有挣扎有痛苦也有成功的故事，就是一个个真实而具体的，同时又具有普世意义的“中国故事”。从认知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把无形中不断强调“异域风情”和“古老文化”的视角，转换为在中西之间寻找当代人“共通性”的、祛魅的实践。
一个专业是政治学，只是在临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上我的一门当代中国史课的美国学生，在今年5月疫情中写给我的道别邮件中说：他通过对当代中国和具体的人和生活故事（包括王笛教授笔下茶馆的变迁）的学习和分析，开始更加尊重中国文化。
他承认，他来自对中国充满“神秘的恐惧”（mythical fear）的美国中西部乡村地区，但现在已经有了足够的知识，回去向好奇的邻居传达一个“恰如其分的中国形象”（appropriate image of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