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15日，新加坡国会议长陈川仁在其面簿上载了一则贴文，内容只有寥寥数语，主要是借助美国媒体的两篇评论文章，使用新词“新加坡化”（Singaporize、Singaporizing和Singaporization）的事实，说明新加坡在国际上的正面形象。
第一篇是美国新闻工作者卢斯（Edward Luce）发表在2020年3月13日《金融时报》关于冠病的时事评论，那时冠病已经在全球暴发，但美国政府仍没有迅速作出反应。卢斯写道：“这种令人难受的感觉将会持续多久？这取决于公共行动和个人行为的质量。如果美国能够在这两方面做到像新加坡那样（原文是：If the US could Singaporize on both counts），我们可能在一个月内度过最糟糕的时期。如果我们继续像过去数周那样——行动迟缓，太过官僚主义，以及白宫含糊其辞的否认，两三个月后，情况可能会急剧恶化。一个深刻的教训是，果断而迅速采取行动的国家的情况，会比那些遮住耳朵希望病毒能够自动消失的国家要好得多。”
第二篇是国际投资家布莱克（Simon Black）发表在2012年6月26日《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题为《格鲁吉亚成功“去苏联化”和“新加坡化”》的经济评论。横跨亚洲与欧洲分界线的格鲁吉亚，曾是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1991年独立，2009年退出独立国家联合体。布莱克写道：“尽管面临诸多挑战，格鲁吉亚终于扭转局面，成为一个令人振奋的经济体，拥有一些令人信服的机遇。造成这种情况的最大原因之一是，该国几乎没有自然资源。像香港或新加坡那样，格鲁吉亚已经发现，他们不可能经由资源大国的途径致富。因此，在过去几年中，格鲁吉亚成功‘去苏联化和新加坡化’。”
卢斯使用“新加坡化”一词，间接赞扬了新加坡在冠病疫情期间是“果断而迅速采取行动的国家”之一；布莱克使用“新加坡化”一词，在于间接形容新加坡虽没自然资源，仍可“成为一个令人振奋的经济体，拥有一些令人信服的机遇”的国家的表率。布莱克把退出独联体之后的格鲁吉亚在经济上的良好表现，形容为“去苏联化和新加坡化”，无疑是将之等同于退出马来西亚之后的新加坡在经济民生上的理想表现。
我不确定在布莱克之前，西方媒体有没有人使用过“新加坡化”这个词语，但我深信，“新加坡化”至今尚未收入世界上任何一本词典。布莱克和卢斯先后在评论文章中使用“新加坡化”一词，对这个词语所赋予的特定词义，使得“新加坡化”的正面意涵跃然纸上。
邓小平的“新加坡化”
邓小平生前强调，中国要借鉴新加坡的公共管理经验。2009年3月30日，发表的河南师范大学教授孙景峰《邓小平说借鉴新加坡只是客套话？》一文指出：“邓小平明确推崇新加坡经验，的确是从1978年访问新加坡开始的。1992年南巡时，他又说‘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如果我们认真考察邓小平关于中国学习借鉴新加坡经验的言行，就会得出结论：邓小平学习新加坡经验的论断绝不是客套话。”
这种“经验的借鉴”可以称之为“新加坡化”，也就是“变成新加坡模式”。邓小平一锤定音，为日后“新加坡化”的正面涵义定了调。港台媒体《明镜书刊》和《立场新闻》曾分别在2016年和2019年使用“中国新加坡化”（即中国走新加坡路线）和“把香港新加坡化”（即把新加坡模式套用在香港上）等包含“新加坡化”在内的词语，尽管这些媒体在使用“新加坡化”的特定语境中含有若干政治色彩。
2005年1月14日，我发表的文章《新加坡化》中指出了一个文化现象：事缘我在与一位来自中国的朋友交谈时，发觉这位前来新加坡学习两年多的朋友的口音里，已掺杂了蛮多具有新加坡特色的尾音，且语句中有着明显的“新加坡式华语”的语病，不禁直陈他已严重地受到新加坡“罗惹式”的华英混杂的语文环境所污染。他回应说自己已在不知不觉中被新加坡人所同化，我即刻把自己对“同化”一词的理解向他阐述，从而指出他用词不当。
我的看法是，“中国人被新加坡人所同化”，这样的说法未免有欠妥当。当时，我觉得与其使用表征民族文化风俗被一致化的“同化”（assimilation），还不如称之为“新加坡化”，更能具体说明这一特殊的文化异化现象。
如果说布莱克和卢斯的“新加坡化”是把新加坡作为标杆的褒义词，那我笔下的“新加坡化”只是纯粹在于概括事实的中性词。
综上所述，“新加坡化”的词义可以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由于新加坡在经济民生上的成就和在公共管理上的严谨，而在国际上所树立的良好形象。就如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生前所强调的，中国要借鉴新加坡的经济建设和公共管理经验。这种“经验的借鉴”可以称之为“新加坡化”，也就是“变成新加坡模式”。无论是布莱克和卢斯笔下的新加坡化，还是港台媒体笔下的新加坡化，基本上就是指“经过变化使之成为新加坡模式”。
第二个方面则是指新加坡对久居此地的外国朋友，在语言文化上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我在《新加坡化》一文中清楚地表明，新加坡是一个移民社会，华英混杂是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一个最大的特征。
新加坡的华族人口中，绝大部分是中国南方农民在20世纪初叶和中叶过番移民的后裔，尽管老一辈的华人仍有文化传承的大憧憬，但囿于客观的现实条件，我们的语言水平却呈江河日下之颓势。华语如此，英语亦如此。无论是英国人或中国人，只要在这块土地上住上两年，他们的母语或多或少会受到杂烩语言环境的污染，这便是消极的“新加坡化”的效应。
一个曾在新加坡修读高级学位课程的中国朋友说：“在新加坡呆久了华文会退步。我回国后，花一年的时间追赶，算是重回华语正轨。”不知道这只是特殊案例还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若是个案还好，若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就牵涉到文化影响的大层面了。
同化与涵化
对于华人移民史中长久存在的“同化”与“被同化”课题，我向来关注。马来西亚《星洲日报》2020年9月5日报道，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民族研究所教授张国祥宣称：“虽然大马从建国时期就采用民族融合政策，允许不同族群以各自的方式一同生活，但在吉兰丹已出现‘族群同化’的情况。”
新闻见报后，马来西亚学者陈耀泉在其面簿贴文中指出“同化”与“涵化”（acculturation）的不同：“同化是一个族群接受了另一个族群的大部分文化，而成为他们的一分子。比如华人被马来人同化，成为马来族群的一分子。涵化则是一个族群接受另一个族群的一部分文化，但还保存了不少原有的文化。”
继陈耀泉之后，据《星洲日报》的后续报道，吉兰丹中华大会堂会长黄保俊表示，州内的甘榜华人或土生华人，生活习性只不过是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这是文化的交融与共存，并非同化。吉兰丹福建会馆会长黄博谆认为，如果只是因为华人之间用马来语交谈，一些生活习惯的转变更倾向于马来文化，而被定义为同化，那未免太过于表面化。
这场族群被同化与否的争论，揭示了“同化”一词存在着不可规避的族群敏感的文化情感心理色彩，也让我想进一步了解“同化”和“涵化”这两个概念。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涵化’是指因多种不同文化相互接触，从而导致的文化变动以及心理变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持续地互相接触着，而导致一种文化同化其他文化的元素。两个文化之间的涵化既可以是单向的，也可以是交互影响的。”
倘若这个定义没有问题，那我更希望“新加坡化”的第二个词义是一种局部而短暂的“涵化”现象，毕竟，国际友人来新加坡学习、公干或经商旅居之际，不仅在语言文化上受新加坡人所影响，新加坡人的语言文化也多少会受他们的影响，这是一种文化流动与碰撞的必然现象。
“化”者，“变化”也，“新加坡化”的第一个核心意涵，就是“以新加坡在特定领域中的表现和成就作为标杆而进行的变化”。我在16年前写《新加坡化》时，曾希望有朝一日“新加坡化”能够成为一个与新加坡在经济领域中的国际形象成正比、具有积极意义的文化名词，没想到经由布莱克和卢斯的文章，这一天来得不是太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