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之间存在严重分歧，但依然维持外交、贸易和商业关系的现象比比皆是。不过，也存在一些例外，例如当前大多数国家对朝鲜，美国以前对古巴、现在对委内瑞拉的立场，以及以色列对伊朗、沙特阿拉伯对卡塔尔及许多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政策。
鉴于国家之间对话的重要性，何时应当与一个“坏”行为者建立或终止正常关系，是一个须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从历史上看，多个政府曾与那些屡屡违反国际准则，实行种族灭绝和其他暴行，或其行为应受到惩处的国家断绝关系。一些明显的例子包括纳粹德国，试图在古巴部署核武器的苏联，以及其领导人经常叫嚣要毁灭以色列的伊朗。
但是，如果违反国际准则，宣扬种族主义言论，虐待辖区内民众，可以构成拒绝与一国建立正常关系的理由，那众多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占多数国家以往对待以色列的做法，难道不是合理的吗？以色列虽然对其犹太公民实施民主，但对待非犹太公民的政策，以及对巴勒斯坦领土长达数十年的占领和殖民，早已被联合国定义为违反国际法。
尽管如此，一旦某些条件得到满足，阿拉伯和穆斯林占多数国家对以色列的长期政策就会发生变化。例如，沙特发起的“阿拉伯和平倡议”就于2002年获得伊斯兰合作组织一致通过并采用。该倡议计划以外交正常化为条件，换取以色列从1967年占领的地区撤出。
在倡议中，以色列仅仅被要求遵守国际法。正如联合国安理会在第242号决议（1967年）中所明确指出的，全球对“不得通过战争获得土地”是存在共识的，因此以色列有义务撤出被占领土，然后解决因该国1948年成立而引发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
即使在这一棘手事务上，阿拉伯国家和多数穆斯林国家也表现得极为开放，同意“依据联合国大会第194号决议商定实现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公正解决方案”。换句话说，阿拉伯联盟甚至把在其拟议解决方案下，如何践行这项不可剥夺权利的否决权赋予了以色列。
甚至在“阿拉伯和平倡议”面世之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说，不相信阿拉伯人会提出如此温和的方案。弗里德曼在访问时任沙特王储阿都拉时，概述了自己理想中的和平计划，王储听后开玩笑说，这和自身理念竟然如此相似，一定是弗里德曼偷偷溜进他的办公室窃取了准备好的讲稿。
结果，尽管该框架与国际法保持一致且温和到足以让任何主流以色列政党认真考虑，但以色列非但拒绝了该计划，还推动局势进一步恶化。非法犹太人定居点的建设，在以色列军队的保驾护航下不断加速，甚至推倒了更多巴勒斯坦人房屋来腾出空间。从那时起，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领导的以色列右翼政府，就开始支持（通过吞并行为）对更多巴勒斯坦领土的赤裸裸盗窃。
在好战政府领导以色列的情况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恢复与以色列关系的决定，令该区域内外的许多人大吃一惊。只有140万人口的阿联酋正在打破一个由4.23亿阿拉伯人和18亿穆斯林组成的全球共识。在阿联酋做出该决定的一个月后，只有160万人口的巴林也宣布将效仿这一做法。
阿联酋领导人辩称，与以色列的接触，可以加速推动一个可接受的和平解决方案并结束占领，并指出以色列已经同意中止其计划中的单方面吞并行为。但是，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过去与以色列达成和平的集体经验显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阿联酋的友好姿态只会让以色列的立场更加强硬。
结果没多久，正面临腐败指控，并因此迫切希望获得政治掩护的内坦亚胡就宣布“吞并行动仍然在考虑之内”。他指出，阿联酋伸出的橄榄枝证明，以色列不必像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所建议的，为和平而放弃土地。他也在巴林表达了与阿联酋类似的立场时，重申了这一点。
简而言之，内坦亚胡夸夸其谈的言论完全摧毁了阿联酋作出这一决定的理由。或许为了表示不满，阿联酋王储穆罕默德声言，不会参加9月15日在华盛顿特区匆忙组织的签字仪式。但阿联酋并未撤出这一协议，而阿拉伯联盟也没有谴责这一背弃共同原则和承诺的决定。
不用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和内坦亚胡政府都很高兴能在以色列无须作出任何有意义让步的情况下，“拿下”一个阿拉伯国家。虽然以色列与阿联酋和巴林之间，不存在以往与埃及和约旦的那类土地纠纷，但是这些协议证明，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并不能推动和平事业。尽管我们显然需要一批矢志投身这一事业的领导人，才能实现和平与正常化，但这一进程还应当得到所涉民众的支持。
就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自身而言，他们渴望与以色列建立正常关系，但这只能是在占领终结之后。当谈判一方是一个拥有更强大盟友的军事强国时，和平必须通过公正解决而非单方面行动。一个连续侵犯人权和国际条约的国家，不应获得关系正常化的奖励，即使这是来自几个小型波斯湾阿拉伯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