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下旬，由国家文物局、国家环境局和新加坡全国商联总会组成的新加坡小贩文化申遗联席委员会，把申遗文件呈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人员，希望新加坡小贩文化能够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这项申遗的结果原本应该在今年上半年揭晓，但因发生突如其来的冠状病毒疫情，欧洲是重灾区之一，导致申遗揭晓时间延后了大半年。
无论新加坡小贩文化申遗结果如何，始于百余年前路边摊美食的新加坡小贩文化，如今已经与绝大多数的新加坡人结下不解之缘，这是不争的事实。远的不说，从1972年政府兴建第一座小贩中心开始，小贩中心文化已经陪伴新一代新加坡人，走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
从路边摊到小贩中心，从昔日的几座到今日的114座，我国小贩文化的形塑有着一段漫长的历史。时至今日，这种文化的形成与凝聚，是否已经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既然名曰“文化”，当然须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人类在某个领域的思想或行为的精华的高度；一是能够持之以恒，成为一种可以相互学习的沉淀。
新千禧年以来的20年间，各种大大小小的小贩美食奖接踵而来，令人目不暇给，甚至多到令人不以为意的地步。不容否认，这些奖项的颁发带有浓厚的商业成分，但它们同时也是整体新加坡小贩烹饪水准获得提升的一大反映。既然新加坡小贩文化的厨艺得到了提升与认同，对于这种影响深广的民生文化的持续性，便成了有关当局所重视的课题。
去年12月28日，在发表于《联合早报·言论》的拙文《<优影振天声>成书的文化史意义》中，我曾建议如果国家艺术理事会能够把烹饪艺术也纳入新加坡文化奖的评审范围，那烹饪文化在新加坡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上升到与文学、绘画、雕塑、音乐、舞蹈和戏剧等上层建筑艺术同等重要的地位了。文化传承是文化申遗的一大考虑因素，从民间进入国家文化殿堂之后，雅俗共赏的烹饪艺术的传承工作，基本上就迎刃而解了。
超过半年后的今天，我认为，包括国家文物局、国家环境局和国家艺术理事会在内的有关当局，不妨考虑创办一个以强调文化为导向的常年奖项——新加坡小贩文化奖，来奖励那些对新加坡小贩文化起着承先启后作用的优秀小贩，共同形塑新加坡小贩文化形象，让小贩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由国家认可的、能够代表新加坡小贩文化形象的学习对象和效仿标杆。
前面所说的诸多小贩美食奖的颁发，焦点都是放在小贩的烹饪水准和食客的投选上。没错，上乘的烹调手艺是新加坡小贩文化奖的基本要求，但要以此获得小贩文化奖还远远不够。我认为，关于这个奖项的选拔，除了小贩本身须要有一定的从业年资、具有众所公认的饮食水准之外，他还必须能够展现下列四个特质。
首先是本土性。新加坡小贩文化奖，既言“新加坡”，那甄选的基础必须是以能够调理具有新加坡本土美食特色为主的小贩。倘若把中国淮扬菜、川菜或其他国家的美食端上来，精致则精致，好吃则好吃，但那肯定不符合“新加坡”的本土要求。
其次是创新性。既然是“文化”，那就免不了要有一定的创新与创意的成分，有自我的风格。文学创作如此、舞蹈如此、音乐如此，美食艺术亦如此，否则怎么足以成为他人效仿和学习的榜样？如果一味地承继他人余绪而不思改造和创新，那这方面肯定是要吃亏的。
接着是持续性。持续性也就是永续经营，这一点非常重要。去年9月在新加坡举办的主题为“小贩行业与时俱进”的小贩研讨会，国家环境局颁发了三个奖项——有潜质新进小贩奖状、小贩师傅致谢状和得力小贩中心致谢状；共有17位小贩获颁有潜质新进小贩奖状，六位小贩获颁小贩师傅致谢状，四个小贩中心获颁得力小贩中心致谢状。从小贩师傅致谢状和有潜质新进小贩奖状的颁发，可见有潜质小贩新手和愿意传授厨艺给新手的小贩师傅，是当局极为重视的国家文化资产。
今年1月，国家环境局与精深技能发展局携手推动小贩培训计划，以吸引和支持新手入行。配合小贩培训计划的推出，精深技能发展局与南洋理工学院联办的新加坡亚洲烹饪学院，与新加坡全国商联总会签署了一份合作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的签署，旨在一同推动小贩行业，以保持新加坡小贩行业的持续性。这些举措，在在显示当局对于新加坡小贩行业的持续性的关注。
由于小贩这一行业不易经营，许多摊位面对后继无人的窘境，要保持世代替换、自我更新，无疑是当局的一大挑战。如何在面对大型餐馆的竞争，与现代年轻顾客群光顾方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继续生存，也是对小贩的一大考验。
因此，借助专业餐饮配送平台的线上营销、接单下单和收钱，通过这些工作领域的外包进行业务数码化，看来是有必要的。在这方面，有关当局目前所推行的一系列实质奖励措施，凸显了小贩行业因应时代需要而推展数码化的迫切性。
2018年和2019年，新加坡全国商联总会与《联合晚报》联办的新加坡邻里企业之星奖，设有与时俱进小贩之星奖，旨在表扬能够配合时代要求而与时俱进的小贩。2019年年底，国家文物局推出“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奖”，旨在表扬那些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有特出表现的人士和群体，美食传承是其中一项文化艺术。这两个奖项组别，也是推动小贩永续经营的努力的体现。
第四是社会参与度。上述小贩师傅愿意把厨艺传授给小贩新手，本身就是社会参与度的表现。除此之外，小贩的社会参与度可以包括参与小贩协会的活动组织工作，为一方小贩行业的活动和福祉出谋划策与集思广益；上述得力小贩中心奖的获得，就是小贩们群策群力的一种彰显。
有些小贩积极参与2018年由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所推行的“关爱新加坡运动”，有些小贩积极参与2020年由五个社区发展理事会所推出的“社理会生活补助券计划”。对这些活动的积极参与，显示了小贩的社会参与度；小贩来自基层，自然也应该融入基层，向那些更需要帮助的国人伸出援手。
过去数十年来，新加坡小贩中心的地位不断提升，小贩文化在不知不觉中于焉形成。正如国防部长黄永宏所说的：“国人无法想象或接受没有熟食中心或巴刹的新加坡。无论贫富，排队等候喜欢吃的小贩食物或购物已经成为新加坡人习以为常的事。这些熟食中心和巴刹让新加坡人记忆犹新，同时，也是各个社区保持联系和推广社区精神的重要场所。”（《2019年新加坡邻里企业之星奖纪念特刊》的献词）基本上，小贩中心已经不只是用餐的民生场所，它更是人气凝聚的社交场所，新加坡人的集体骄傲。
当一种文化累积并上升到一定高度之后，对于这种文化的馆藏就显得相对重要。吉打州是马来西亚的粮仓，稻米生产是该州的一大骄傲，为此，吉打州稻米博物馆矗立在世人的眼前。这座博物馆目前已经成为生态旅游不容错过的一个景点。配合新加坡小贩文化奖，我认为，有关当局也可以考虑设立一座新加坡小贩文化馆。
设立这座小贩文化馆的意义，一来可以把新加坡百余年来的小贩历史展现出来，二来可以把新加坡的小贩美食艺术精华，集中在一个地方展示，让游客对新加坡小贩文化一目了然；并且以文献、图片和视频等多元结合的方式，把美食艺术的食谱呈现出来，向海内外游客传播出去，这也是保持小贩文化持续性的一种做法。
2015年申遗成功的新加坡植物园，本身就是一座百花博物馆，而如果新加坡小贩文化申遗成功，倘若没有一座足以支撑起小贩文化这个门面的小贩文化馆，我们又何以自豪地说小贩文化是新加坡人的共同骄傲？
作为新加坡规模最大、小贩摊位最多的小贩中心，牛车水大厦小贩中心也许可以是这座小贩文化馆的馆址所在。据我所知，牛车水大厦小贩中心不乏经典的小贩名菜，该大厦小贩商联会的理事为了这个新加坡华族饮食文化发祥地的小贩文化传承，也在绞尽脑汁地构思能够永续经营的活动。该商联会为配合新加坡旅游局的“重新探索新加坡”，在今年8月与9月之交推出的“千杯欢迎您”美食导览等一系列活动，只是活动蓝图中的一部分。
如果当局能够把牛车水大厦小贩中心打造成新加坡小贩文化馆，让小贩文化的典型从这里辐射出去，从这里发扬光大，这何尝不是一件美事？
总的来说，新加坡小贩文化奖是对小贩综合表现的肯定，也是对小贩综合贡献的褒奖；而新加坡小贩文化馆则是对集体记忆的系统保存，是对在地人士与国际旅客的名片展示，两者能够并行不悖，把“文化”这个概念化的名词加以具体化。
在新加坡小贩文化申遗结果揭晓之前，当冠病疫情在新加坡肆虐、打击国人信心与希望的当儿，如果当局能够双管齐下，把新加坡小贩文化以一个更为清晰的面貌，放在一个更为恰当的高度，把小贩民生转变成具有较高层次的小贩文化，让新加坡小贩文化“再活五百年”，不只能够显现当局的高瞻视野与远大情怀，更是小贩之幸、食客之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