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8月，全球冠病疫情一直未有缓解，不但热点地区依旧，不少国家疫情还有卷土重来之势。身处东西方交汇点的新加坡，加上其贸易自由化的内在特点，更是处在飓风眼里，不但经济受到严重冲击，整个社会也处在艰难的停摆阵痛之中。
然而前几天的一则新闻颇被各国风传，即武汉一水上公园的音乐派对有数千人参加。与欧美各国仍在疫情中挣扎不同，武汉这个疫情暴发之地似乎已恢复了正常。这并非只出自直观印象，以8月22日为例，中国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5例，境外输入12例，偌大的中国，其总体情况甚至比新加坡这个弹丸之地还要好得多。
在经济发展程度与医疗条件都明显更好的欧美国家，疫情却肆虐依然。在3月1日以前，整个疫情的震中主要是在中国，但这种情况很快发生变化；到4月1日为止，仅一个月之间，美国从30例感染这个几乎可忽略不计的数字，爆炸性地增长至超过21万。
明显的问题就是，除了深层的民主政治制度与社会文化性的原因，具体措施上美国政府没能及时像中国那样，限制大规模聚会与旅行，检测不够充分，以及个人防护措施不力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导致疫情控制的效果不同呢？在此，我觉得口罩就是一个颇为理想的象征。
如果简单地回顾一下，西方世界对于口罩那极其迟钝且逐步后退的态度，实在是颇耐人寻味。我至今还记得，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在疫情不重的2月份一次又一次地指出，并不建议人们用口罩来预防冠状病毒。非常不幸地，这也与以西方科学界为主导的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方针相呼应。至3月初白宫做疫情例行简报时，美国国家过敏症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依然重申“不须要戴口罩”。
这一原则，直至在一个月内感染数十万之后才出现了松动。4月份时，CDC主任终于表态，须要重新考虑戴口罩的指导原则。不过，此后还是拖延了极其漫长的时间，才在学界与政界逐渐达成多数共识。要到美国疫情已经完全失去控制先机的7月14日，福奇才心不甘情不愿地表示：“美国卫生官员在冠病疫情早期向公众传达戴口罩的好处时出现了‘失误’，损害了口罩作为公共卫生工具的‘信誉’。”
信誉同时受损的，还应包括以福奇自己为代表的美国CDC与世卫组织。他们作为应该担负起指导科学防疫的知识界，却因为如此明显的误判，加重了此次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负面影响，并使数以万计的患者失去了生命。
美国CDC从一开始就强调“没有证据表明，口罩对保护没有被感染的人是有效的”，却忽略了一个并不需要科学实验，仅仅常识就可明了的事实，即除了“没被感染者”的情况须要考虑之外，戴口罩也可以防止“感染者自己”的病毒传播。
欧美科学界在防疫初期的傲慢认知，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其他国家，也包括新加坡的防疫工作重点。虽然我们现在可能已经忘记，当初联署呼吁居民出外要时刻戴上口罩的四位医生，但这些以自己正确的职业判断，来吹响警笛的普通民众英雄，依然值得我们致以敬意。
回顾一下卫生口罩的近代使用史就可发现，它与人们对于带菌唾液而导致传染的发现有关。正是1918年的流感大暴发，才加速了此一进程，因为“正确使用口罩可以大幅度降低”流感传染风险。但是即使当时，口罩也激起了无数政治性的无谓争议，因为它俨然成为了政府过度干预公民自由的象征。
政党间的争斗，更是将一个纯粹的医学问题，泛化成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无聊争执；与此同时，则是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那次致命的流感大暴发。傲慢的人们总会以为，流行性病毒，包括今天的冠病病毒会对“自由与民主社会”手下留情。
就在刚刚，我看到一则让我苦笑不已的新闻，指“图卢兹周三（8月19日）成为法国第一个强制执行户外口罩令的城市”。我不知道还要死多少人，才能让傲慢的人们把口鼻蒙上？毕竟，死人是不需要口罩的，只有活人才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