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危机愈演愈烈，世界不能再仅仅依靠旧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种背景下，生物经济的概念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它是指利用高增值工序，产生相对较少碳的经济活动。但在通往真正的生物经济的道路上，政府和公民社会行动方，面临着不同的制度和经济障碍。
从历史和当前全球能源消费趋势来看，一些欧洲和北美国家认真对待开发可再生能源的目标。另一方面，在一些全球南方国家，农业是温室气体排放和生物多样性损失的主要原因，它们面临着建立基于新农业模式的生物经济的挑战。
在这方面，巴西能够在减轻气候变化影响方面起到核心作用，特别是保护横亘全国的六个巨大生物群落中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这其中包括亚马逊雨林的最大一部分，它对于稳定全球降雨循环、产生氧气及其他益处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19年及冠状病毒疾病疫情期间，亚马逊采伐速度达到了令人警惕的水平，全球气候平衡的重大系统性风险正变得日益明显。
要理解巴西的农业发展史，及其建立可持续的21世纪农业体系的前景，就必须理解该国在规范、规则和协议制度化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这些因素导致了农业价值链的起伏。例如，20世纪中叶以来，大豆和养牛业已经侵入大片亚马逊和塞拉多（巴西的另一片重要生物群落）地区，它们直接得益于面向大规模粮食和牛肉生产的税收激励、化肥补贴、信贷便利和研究支持。
不幸的是，政府政策仍在为环境掠夺性农业价值链提供激励，现任巴西政府日益鲁莽的环境政策，导致保护区的森林采伐可能会在未来几年中愈演愈烈。
大学研究人员和非政府组织认为，近几十年来亚马逊雨林砍伐速度很快的主要原因，是投机客控制了大片公共土地。通过伪造文件和腐败官员的帮助，这些土地掠夺者得以获得这些资产的所有权，并把它们卖掉，从中谋取暴利。2019年，这类土地上建起了近1.76亿公顷的私人产业。显然，建立新的农业和农村生产模式，须要国家严格控制保护区，防止公共土地的非法占用。
然而，控制和惩罚保护区和公地非法活动的更好机制，并不足以刺激生物群落及其资产的经济利用，如巴西的“2009年提升社会—生物多样性价值链国家计划”所提出的内容。建立并推广合法条款、激励、协议及商业和科技合作，从而支持与生物经济相关的商业资本和基于社区的企业，是另一个必要条件。如果资本主义是基于预期，那么令人渴望的生物经济扩张，就要依靠各种运转良好的机构，它们必须能够支持对巴西生物多样性价值链感兴趣的不同代理人所预期的高回报。
森林和其他生物资产的价值创造，包括启动私人企业和基于社区的企业之间的公平交易协议；关于重要农业政策的信息获取的便利化，如生物多样性产品的最低价格保障；为农村合作打造更优秀的法律机关；以及发展适合传统社区的生产和社会—文化环境的科技创新。
其他重点工作，包括减少向巴西坚果、巴鲁（baru）坚果、苦配巴香脂（copaiba）等生物多样性资产生产者提供农村信贷的繁文缛节。2018年至2019年，帕拉州（Para，亚马逊地区最大的州之一）的大豆生产商，从家庭农业公共信贷额度中获得了650万多雷亚尔，而巴西坚果生产商仅获得了约26万雷亚尔。要提高经济回报和创造收入，基于社区的企业必须能够更加便利地获得信贷和小额信贷。
建设持久的巴西生物经济，须要在基于社区的企业、投资者、公司和科技开发者之间实现战略联系，并辅之以健全、运转良好的机构。创造可持续价值链所需的巨大金融和人力资本投资，只有在当前对其未来经济可行性的不确定性，被积极的期望所取代时，才能实现。因此，通过建立“良性激励”的坚实制度基础，巴西可以为世界提供一种创新的新农业模式，以帮助应对气候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