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新著《事发之屋：白宫回忆录》一书中，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认为，特朗普总统极有可能如他此前抛弃美国在叙利亚的库尔德盟友那样背弃台湾，并预测只要特朗普在任，“弃台”的可能性就始终存在。
博尔顿的上述言论在台湾迅速引起了恐慌，并引起朝野政党的政策辩论。例如，在野的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林为洲，批判执政的民进党未能对中国大陆和美国采取平衡的政策，认为这将损害台湾自身的利益。
林为洲等人的担忧并非没有根据。历史上台湾因其对美过度依赖而多次付出惨重代价。当年尼逊总统为抗衡苏联而在1972年结束中美冷战，并启动建交进程；卡特总统则于1979年元旦与中国大陆正式建交。这两件事都被认为是美国“抛弃”台湾。
美国政策界在2009年至2014年期间，关于是否“抛弃台湾”的政策辩论，至今令人印象深刻。中国经济和综合实力的快速发展，曾使美国对中美在全球重大议题上的合作抱持强烈期待。在台湾问题上，中美曾共同遏制了陈水扁的激进“台独”冲动；加上两岸关系在2008年马英九执政后，步入和平发展的轨道，一些美国前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呼吁美国“放弃”台湾。但由于中美关系在奥巴马执政后期急转直下，华府的“弃台”呼声才销声匿迹。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美国是否、何时、如何打“台湾牌”，主要取决于中美关系的基本态势。当中美关系整体平稳发展时，美国的对台政策更可能倾向中国大陆，此时台湾有可能被视为华府的战略负担。当中美关系转为紧张或动荡时，台湾就转而被美方视为战略资产。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战略竞争强度陡然升高。在这种态势下，“台湾牌”对美国来说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体现在美国对台军售的频率和金额、国会急剧增加的涉台法案数量、美方对台湾在其亚太战略中的定位等方面。
冠病疫情的暴发和流行，成为加速中美战略竞争的助推器；而台湾则成为两者在世界卫生组织中激烈博弈的“震中”。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两位候选人，在对华政策上的可能差异，将为后疫情时代的美国台海政策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作为参议院前资深议员及外交委员会前主席，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深知台湾问题的敏感性。他坚持美国政府行之有效的战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政策，即当台海爆发军事冲突时，美国在是否出兵协防台湾的问题上持保留立场。拜登在1979年曾投票支持旨在维持美台非官方关系的《台湾关系法》；而在1999年投票反对试图改变台海平衡的《台湾安全加强法》法案（该法案最终未获通过）。对拜登而言，“战略模糊”是最大化美国在台海的国家利益的最佳手段。
但这并不是说拜登胜选后不会打“台湾牌”。随着对华强硬逐渐成为两党共识，拜登将会面临更多要求强化美台关系的压力。在2020年3/4月《外交》杂志上，拜登谴责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坚称自己上台后将团结美国的盟友与伙伴，建立起应对中国的统一战线。但拜登丰富的对台决策经历，和维持台海现状的强烈偏好预示着，如果他获胜，新一届美国政府的台海政策可能会更加稳健；他将致力于提升美台关系。
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被认为毫无战略和政策可言。博尔顿在其回忆录中指责特朗普对台湾“消化不良”（dyspeptic），说他若连任，背弃台湾的可能性更高。但要“弃台”，特朗普必须克服两个主要障碍。一个是共和党对提升美台实质性关系的根深蒂固的偏好。近年来重新变得活跃的台湾游说集团正加强对美游说，进一步强化共和党人维持对台承诺的根基。
另一个是特朗普作为一个热衷交易的商人总统，特别看重台湾为美国创造工作岗位，和美台经贸关系的价值所在。特朗普执政三年半以来，美国七次对台军售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上述原因。但鉴于特朗普对专家意见的漠视，我们不应排除美国或将抛弃台湾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并不高。
特朗普对台湾的漠不关心，无疑为对华日趋强硬的国会，以及尤其是共和党议员插手中国内政提供了更多便利。自2017年1月以来，美国国会先后提出了50多项涉台法案和决议案，包括鼓励美台所有层级官员互访的《台湾旅行法》，和要求行政当局从外交经济层面协助加强台湾国际地位的《台北法》等6项法案，已由特朗普签署立法。
近日，由两院共和党议员提出的《台湾防卫法》，建议美国军方加强军力建设，以阻止中国大陆对台采取造成“既成事实”（fait accompli）的政策。该法再次强调提升美台“防务伙伴关系”，为美国在台海的“战略模糊”政策松绑。若任凭上述趋势发展，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又存在与台“建交”的可能。
在后疫情时代，美国似乎摆开了要与中国展开更大程度战略竞争的姿态。台湾问题作为很可能使中美再次兵戎相见的导火索，台湾在后疫情时代对美国的重要性正与日增加。对台湾而言，特朗普就像一支高风险高收益的股票，既可能使台湾惊喜，也可能使台湾惊恐。而拜登更像是一支低风险稳收益的股票。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所有利益攸关者都必须在暗潮汹涌的台湾海峡谨慎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