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2013年）政府发表的人口白皮书指出，我国的公民人口在2012年进入一个转捩点。第一批婴儿潮（二战结束后生育高峰期）人口步入65岁。从当时算起到2030年，新加坡将经历前所未有的人口结构转变。超过90万名婴儿潮人口（超过目前人口的四分之一），将成为银发族。
从2020年开始，每年退休的人数将超过刚步入社会工作的人数，劳动人口将会随之减少。由于生育率偏低，如果不引进新移民，公民人口将迅速老化，并从2025年开始萎缩。
白皮书说，引进年轻的移民将有助于填补年轻人口的不足，并缓解公民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为此，我国每年将引进1万5000至2万5000名新公民。
这份白皮书讨论的是一个关系新加坡长远生存的重大课题，没料到却引起很大的负面反应，也迫使政府收紧移民和外劳政策。七年过去了，课题没有再得到商讨；反之，许多人仍然心存怨怼。他们把公共交通的拥挤、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外籍员工抢饭碗等，都怪罪到移民政策头上。
本届大选中，人口课题也再被热炒，主要是围绕一个子虚乌有的所谓政府人口目标：1000万。实际上，这只是城市规划师刘太格于2013年所提出的规划设想。人口白皮书提出的规划设想，则是人口会在2030年达到690万。但很多人已经有了成见，认定政府会大力引进新移民。
人口问题就这样被移民政策完全掩盖。一方面是难以理性讨论，另一方面则又无法放手引进新移民来填补不足，再一方面是生育率一直无法提高到替代水平，而人口老龄化却一直在加速。这该怎么办？
威尔·杜兰特在其《历史的教训》一书中，为人口问题提供了一个生物学的视角。他认为，生物学的法则也是历史的基本教训。他总结出三条：其一，生命即是竞争；其二，生命就是选择；其三，生命必须繁衍。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人口问题，的确可以发人深省。
首先，人类和其他物种一样，受进化过程的支配，也受到生物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法则的考验，所以必须竞争求存。其次，大自然是不管什么自由和平等的，它只选择强者。其三，“自然”极其喜爱数量，因为量变是质变的先决条件。比如，成千上万个精子争相游向一个卵子使其受精，这种竞争是何等惨烈，但在自然眼中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一个低生育率的民族，必然要不时遭受其他精力充沛和生育力强的群体欺负。
大吃小，强凌弱，这是生物界的法则，而繁殖能力强的生命力也相对较强。因此，在上述三条法则中，繁衍（也就是传宗接代）应是最为根本的。任何物种若不能繁衍，迟早是要被自然界淘汰掉的。任何群体要生存，必须具备一定的竞争能力和规模，要有一定的规模就必须有一定的繁衍能力，才能达到经济学上所说的规模经济。像南太平洋那些小岛国，就很难有什么大的作为。
当然，在生物界也有例外。比如大熊猫。这是生存里很低的物种，但得到人类特别保护，所以至今没有灭绝。但在人类的世界里，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能期望自己是大熊猫族。族群或种群如果无法繁衍，或是繁衍能力不够强，又没有其他办法补救，最终就只有没落一途。
这世界有不少种群没落的例子，比如美国的印第安人、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和因纽特人、纽西兰的毛利族、澳大利亚的土著、巴西原始森林里的原住民等都是。在南美洲，史上曾经出现过非凡的玛雅文明，但因为敌不过更强悍的外来侵略者，遭遇覆灭的厄运。在中国，历史上有五胡乱华，但汉族始终保持强大的繁衍能力。满族原是个强悍的民族，但统治中国后，繁衍能力越来越弱，最后是被汉族给化掉了。
用上述三条生物学法则来蠡测新加坡人口的前景，如果说不加任何干预听其自然发展，确实很不乐观。我们独立之初，强调刚强勇猛，肯拼肯干，不怕吃苦，生育率也不错，因此大大地提高了竞争力，被“选择”了下来。
但这个发展的过程，也埋下了生育率下跌的因子。我国人口的生育率在1960年是6.34，现在则是1.21，60年来的跌幅多大，一目了然。人口红利没有了，老龄化也等于说整体人口的活力下降了，生产力也一直提不上来。
政府从建国总理李光耀时代开始，就对人口问题忧心忡忡，但在鼓励生育上始终无法取得突破。为了帮助国人达成结婚生子的愿望，政府在2001年推出了一项“结婚生育配套”，并于2004年、2008年、2013年等多次加强这个配套。然而，还是没法扭转生育率的颓势。这个达到替代水平的缺口，只好用输入永久居民来填补。在2008年高峰期，一年就输入7万9000人。2011年大选后，人数大减至每年3万人左右。
生育率低，人口不足，是发展经济的要害。按照去年的数字，570万人口中，真正的公民只有350多万，永久居民50多万，其余160多万是外籍人士和客工。如果把这160万人都抽掉，新加坡经济肯定无法顺畅运作。
如今，冠病疫情肆虐，经济遭受惨重打击，今年国内生产总值估计可能下跌5%到7%，裁员问题会恶化，新移民、外籍员工和客工人数预料也会减少。但到了经济复苏时，对人力的需求肯定又会增加，怎么办？目前，我们自是无暇过问，政府必须全神贯注，应付疫情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带领国人渡过这个百年一遇的难关。
但涉及整个新加坡族长远命运的人口问题，最终还是得回到日程上来；而这一代新加坡人也终究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共识，不能不负责任地把问题留给子孙。
在上一篇以《有所望于新届国会》的专栏中，笔者提到“其实，现在国会议员每个月的免税津贴1万多元……”，这个信息是不正确的，特此补正。
早期的议员津贴数目不大，被当作一种补贴而非收入，因此免缴所得税。但从2003年开始，议员津贴便开始被当作收入的一部分，必须缴税了。
2002年时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显龙，在财政政策声明中宣布了这个决定。他指出，现在议员的津贴经常按私人企业界的薪水指标作调整，免税的做法已无必要。这一津贴应和其他就业收入一样，被当作应缴税的收入。因此，他决定从2003估税年起取消免税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