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前首相纳吉在近年来被国内外多方指责，涉及与（马国类主权基金）一马发展公司有关的一系列丑闻。在两年前的马国大选里，当时的反对党阵营希望联盟把这些指责作为竞选诉求主轴，竟历史性地把纳吉与其国阵执政联盟拉下台来。
在希盟执政的近两年里，马国检方正式刑事起诉纳吉一连串涉及一马公司丑闻的罪名。首7项罪名主要是指纳吉当时作为首相与一马实质操盘人，滥用其职权（一项）来亏空（或谓失信，共三项）了一马子公司SRC共4200万令吉的款项，并以洗黑钱（三项）方式转入其银行户头。
马国师承前殖民宗主国英国的法律制度，要把刑事案的被告入罪，检方必须“超越合理的疑点”（即提出极为强力、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被告曾犯了被提控的罪名。在上述七项罪名里，最为“容易”入被告罪的，还是那些洗黑钱罪名。
顾名思义，“反洗黑钱”罪名的原意，是要抑止犯罪团伙或个人把非法所得，通过金融系统“漂白”成正常收入。所以世界各国的反洗黑钱罪名，用字用语大致相同，也颇为“宽松”，基本上只要证明被告拥有来历不明的款项，而被告未能为该笔款项提出合理的解释，几乎即可罪名成立。
在纳吉的七项罪名里，较为难以入罪的，是那些亏空公款或失信罪名，因为那须要证明有关款项曾被挪用为非原有目的。最为难以入罪的，是滥用职权罪，因为要证明被告蓄意利用其权力另谋私利，也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估量被告行为背后的意图。
故此，在SRC案件判决前，各界要求我公开作出纳吉被定罪的可能性评估时，我也老实不客气地“分门别类”，指出那些洗黑钱罪名几乎肯定入罪，失信罪名次之，滥权罪名则最不易入罪。至少假如我是承审法官，我会依照这个顺序来审理。
在本月28日判决当天，法官的判决“方向”初看起来（文本尚未发布）却是“从难向易”的。在法官念出的漫长判词里，法官一一驳斥了纳吉辩护团队所提出的抗辩控诉理据，如认为经验丰富的纳吉，会被国际通缉嫌疑犯刘特佐长时期地误导，令人难以置信。另外辩方也提出出现在纳吉户头里的款项，是来自沙地阿拉伯皇室的“捐款”，而非挪自SRC的公款。
牛津大学毕业、文采颇为丰盛的法官，风趣地指出，俗语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看来对被告来说，它们却是通向利雅德（沙地首都）的”，并指出没有具体证据指向该条钱路的来源的确为此，而且在知晓收到如此大笔的款项后，“被告甚至没有（遵循国际礼仪）向沙地方面寄上一封感谢函”。据这些与其他证据的推论，法官首先定论的，是被告未能就控方的滥用职权指控，提出合理的解释，然后才一并的把纳吉就所有七项罪名入罪。
纳吉被定罪的消息传出，虽然不令人完全意外，但在马国政坛上，也还是有其一定的影响。在当下反对党阵营方面，希盟长期以来以推翻所谓的纳吉“窃国”（前首相马哈迪至爱用语）政权，为其一项主要政治“卖点”，当然得以纳吉的被定罪，作为此政治论述的“佐证”，力求在马国选民的心目中，被记一个政治大功，以后继续支持希盟。
但SRC判决日，恰巧也是马国现任首相慕尤丁被纳吉从副首相职位上开除出内阁（因为慕尤汀当时公开质问纳吉是否涉及一马丑闻）的五周年纪念日。慕尤丁作为当年第一个谴责纳吉的在朝高层领袖的这道政治光环，在纳吉被定罪的情况下，得以微妙地展现出来。慕尤丁目前与纳吉有微妙的政治关系。慕尤丁所领导的国盟政府，在国会里只享有微弱的多数议员支持，所以必须端赖纳吉与支持纳吉的巫统议员的支持，才能继续撑下去。
但慕尤丁又必须与纳吉保持一定程度的政治距离，以免被指没有政治道德立场。所以纳吉被定罪当晚，慕尤丁所发出的文告，也只是强调尊重司法程序等客套话，毫无表现出对纳吉的同情或支持。总而言之，纳吉的定罪为希盟在政治上加分，但也为慕尤丁加分。马国朝野两边既然都加了分，也就相互抵消了这些政治分数的份量了。
唯在纳吉所属、也是国盟最大成员党的巫统里，纳吉的被定罪，势必使到本来就已汹涌的党内政治暗流，逐渐浮上台面。巫统内派系林立，本来就不是一件新鲜事，而其中纳吉仍然掌控着最大的派系。纳吉被定罪后，虽然在上诉期间仍为自由身，可以继续在全国走透透去维持其政治“保鲜度”，但到底还是带罪之身，会被党内政敌用作借口，来尝试把他边缘化。
如一向在政治上被纳吉重用，但向来野心勃勃的前首相阿都拉女婿凯里嘉马鲁丁，就已发文呼吁巫统要吸取教训来改革向前看，暗示巫统须与纳吉做出政治切割。当然，没有纳吉政治活跃的巫统，即会引来党内各个派系尝试填补政治空隙。纳吉也不示弱，被定罪当晚就已展示同巫统友党伊斯兰党高层的合照。马国政坛的变数还是很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