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有办法做到人人都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打造“集体责任感”吗？对于国务资政兼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所勾勒出的理想社会文化，虽然具包容性的理念值得赞同，但对于如何落实、怎么共同贯彻“全民参与”的精神，却留下了思考空间。
尚达曼7月22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亚洲思想者系列”线上对话会，提出有关朝野新契约的构想时说，相比依赖政府决策和拨出资源，国家良治和社会进步更取决于能否积极地组织和动员社会，以及借助私企和社群的力量，让人人自发地贡献。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想法，是因为资源再分配的问题，出在过多关注如何补偿较弱势群体，却没有以人为本地从放权予民、加强社会网络和促进各方合作，来实现人民的再提升和再生能力。要做到这点，就不再能套用朝野二元对立，或是另一方有没有负起责任的观点，而是要让所有人自发地负起个人责任，从而实现社会集体责任。
但是，尽好本分必然能产生共同感吗？在观点多元的社会里，如何允许多种观点并存，恐怕还是社会首先必须跨过的一道坎。巡回大使陈庆珠教授7月15日在“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纳丹系列讲座”上，发表对自由主义思想的看法时指出，自由主义虽然本应提倡对不同观点的包容，但与此同时，自由主义者如果变得过度政治正确，则可能无法包容不同意见。
包容，不代表一定要同意另一方的观点，但最起码应尊重对方发表观点的权利，或尊重分歧存在。网上不时看到网民在政治课题上一言不合便掀起骂战，而且只为争一口气，这不但对辩论本身无益，而且也只助长负面情绪。要做到尚达曼所说的集体责任，敢情还得从国民素质和成熟度做起，而这未尝不也是一种个人责任。
从个人责任到集体责任的过渡，又该如何实现？政府可以发挥组织和协调作用，激活民间的能量，赋予民间网络更多能力。让人耳目一新的，是尚达曼指出政府必须抱着“维权主义者的精神”来组织社会资源，才能更有效、包容地达至社会成果。
“维权主义”一词给人的既定印象，是与政府处于对立面，并大力推动一些特定的社会议题和议程。但尚达曼抛出政府要有维权主义精神，想必是看到了维权主义者联系基层、号召群众支持的动员能力和干劲。人民行动党在上届和本届大选，都引进了有社运背景的关爱动物研究协会执行理事长黄国光，和支援弱势妇女的慈善机构Daughters of Tomorrow创办人陈浍敏，说明了他们能带来增值作用。黄国光在上届国会中在多项政策上发言，并积极争取内阁部长阐明立场，也获得好评。
“维权主义说”似乎也是为年轻一代领导班子引路。尚达曼没有明指任何政府，但如果透过选举结果的视角，来解读他在这个时间点上的呼吁，倒不乏寄望新一代领导班子，能卸下公务员和技术官僚的印象和作风，莫忘以民为本、从心出发的叮嘱。对于不同的观点和诉求，与其视为一场此消彼长的拔河赛，不如巧用民间这些有待开发的能量，去为需要帮助的群体谋福祉。这大概也不失为“集体责任感”的一种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