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刚刚落下帷幕，有关新加坡民主选举的分析文章便接踵而至，大家反思的都是政治体制；而我认为更须要反思的，其实是未来的政治文化与民主道路。
现代人常将民主视为普世真理，这一观念随着近现代西方话语霸权的强化而日益固化。中国近代的辛亥革命以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作为革命方针，其中“民权”一项便是指民主政治；新文化运动也以科学和民主作为革命纲领；乃至近年风起云涌的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也无不奉民主之名。
但是，民主制体并非完美无缺，不应把政治问题简化为制度问题。
从历史的眼光看，民主政体并非政治发展的顶点。尽管有些西方学者试图论证民主政体是人类政治的共同归宿，例如，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don）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政治民主化浪潮》中指出，经济发展是民主化的推动力，经济的发展必然导向民主政体。同样是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提出“文明的终结”，根据他的黑格尔主义诠释，人类历史将以自由民主作为终结。
但是，这种单线进化的观点，只代表当代某些西方学者的观点，而与人类政治史的经验不符。事实上，西方民主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古希腊大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民主都有批判，并不认为民主是最佳政体，最终古希腊也在与斯巴达和马其顿王国的竞争中亡国。有人或许要说，古希腊民主并非真正的民主，因为很大一部分人被褫夺了公民资格。
德国纳粹党党魁希特勒、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党魁墨索里尼都是经过民主程序当选，总该算是民选领袖吧，但他们将民主政治演变为法西斯政治。可见，民主政体既不能确保在国家竞争中胜出，也不能确保不滑入极权政治。
基于政治哲学的视野，学界批评民主的声音也一直不绝于耳。最近10年，华人社会的政治哲学研究非常活跃，霍韬晦、陈素芬、李晨阳、陈祖为、潘朝阳、蒋庆、赵汀阳、黄玉顺、白彤东等学者，都对民主提出了深刻的反思。
即便在西方学界，类似的批评也层出不穷。加拿大政治哲学家坎宁安（Frank Cunningham）将这些批评归纳为以下七点：一、多数暴政；二、文化与道德的低俗化；三、政府的低效；四、制造冲突；五、蛊惑与操控舆论；六、压迫性统治的面纱；七、非理性。坎氏并未对这七点批评进行综合的分析。
基于儒家立场，我们认为第二点实为上述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孔子认为：“政者，正也。”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政治的根本是修正政治家自身，否则一旦为政者自身不正，文化与道德素质低下，政府与社会自然也会不正。在这一点上，民主政治不但无法保证为政者的素质，有时反而会因恶性的政党竞争，而拉低为政者的素质，造成上述种种问题。
这些问题在新加坡不曾凸显，这得益于新加坡建国以来居安思危，励精图治，摸索出一套独特的新加坡民主模式。这被派尔（Jean L. Pyle）、郑永年、吕元礼等学者称为“新加坡模式”。
这一模式的关键，是在民主政治和精英政治之间寻求一个平衡。新加坡只用一代人的时间，就从第三世界跻身第一世界，成为亚洲闪耀的一颗“小红点”，其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著名学者霍韬晦曾经总结新加坡成功的十大要素：一、政府廉洁；二、务实政策；三、法治；四、领导人的眼光、洞察世局；五、独立，不受国外政治、宗教、意识形态影响；六、开放：种族平等、机会平等、多元共存；七、用人唯才，精英领导；八、欢迎移民，吸收人才，储备人才，为明日发展作好铺垫；九、社会安定，人民勤奋；十、人民信赖政府，凝聚力强。
李光耀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国家是否安全、能否增长，最关键的因素不是这个国家是不是民主，而是这个国家的人口因素。”所谓“人口因素”，不仅是指努力吸引人才，更是指吸引最好的人才参与国家治理。正是基于这一理念，新加坡政府一向具有良好的口碑，被视为精英政治的成功典范。
不过，这不是说新加坡就忽视民主政治。英国的阿克顿勋爵（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有一句名言：“权力造成腐败，绝对权力造成绝对腐败。”当政府将权力完全托付政治精英，这固然能增加效率，但始终面临两个风险，一是任用的未必是真正的精英，二是这些精英在权力面前可能腐化。
有鉴于此，新加坡从1959年自治以来，就每五年举行大选，而反对党的得票率从1980年代以后，也整体呈上升的趋势。在这个进程中，执政党表现出了为政者的心胸气度，反对党也表示“不为反对而反对”。
新加坡模式成功地融会了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与亚洲，尤其是儒家传统的精英政治。通过民主制度与精英治理的的合理平衡，新加坡使两者做到优势互补、相互制衡，一方面避免了民主政治的素质难题，另一方面避免了精英政治的监督难题。
新加坡模式启示人们，传统的儒家精英政治并不必然排斥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也并不必然流入平民政治乃至平庸政治。应该说，这不仅是新加坡政治的一大成功，也是对于当代全球政治的一大贡献。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教授孙景峰赞誉“新加坡政治选举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典范”，新加坡是当之无愧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大选过后，回顾历史，我们应该正本清源，充分反思过去的成功经验，厘清我们赖以立国的政治文化，唯有如此，新加坡未来的民主路才能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