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看到6月20日《联合早报》刊登洪濂徳教授的大作《略谈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法》。
洪教授1970年代在南洋大学政行系任教，1980年两校合并，他也转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任教多年。到今日，想必还有一些南大和国大的老校友记得这位以研究“新马”（新马克思主义）为主的洪博士吧。当年和洪教授多有交往切磋。自他于1990年代返回台湾之后，多年未有联络，没想到在早报“相会”，特别觉得惊喜。
今年是社会学大师韦伯逝世100周年纪念。洪教授著文纪念先哲。文中介绍韦伯生平，谈到1909年韦氏精神病复发，1911年开始研究中国、日本、印度的宗教。其间略去了1910年韦伯学术生涯一个重要里程碑。
一般学者可能没有想到，1910年德国社会学会成立，韦伯担任第一任会长，发表就职演说，题目竟然是：“论新闻社会学”（Towards a Sociology of the Press）。韦伯不但是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也曾从政，是位政论家，曾任报馆主编多年。
他的就职演说开宗明义指出，新世纪（20世纪）新闻报刊的普及，对社会影响巨大，不可忽视；特别点明：“适合本学会进行科学研究的首项课题（the first subject）就是新闻社会学”。同时提议成立一委员会，寻求新闻机构和新闻学者的支持与合作，来完成这项重要课题的研究。
百年前世纪之交，正是美国“便士报”（penny press）大行其道，赫斯特（William Hearst）报业集团崛起，带来一片腥风血雨，在国内引起一场黄色新闻大战，在国际上掀起“美西战争”（1898年）。结果之一是将原属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收归美属；赫斯特那时一句名言是：“给我一张照片，我就可以给你一场战争。”从美国到欧洲，韦伯看到了新闻报纸对社会将有长久深远的影响，乃有“新闻社会学”之议。
百年之后，回顾韦伯的“首项研究”课题，那不就是当年的“新媒体”？和我们今日面对“社交媒体”“自媒体”的颠覆和挑战，何其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