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保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不能止于理想，而是必须让弱势家庭子弟看到机会和希望，不是让他们在还未投入竞争之前，便已产生“失败主义”的心理。
6月19日，新加坡低调解封，有人欢喜有人愁。
解封日子时一到，有人抢先吃了解封后的第一口肉骨茶，有人喝了第一碗夜粥。
能够在外“堂食”，对城市人的生活原来是那么重要。两个半月的“阻断生活”，让不少人憋出从未有过的难受。
有些人却也因为解封第二阶段的到来，而担心公共场所的传染风险跟着提高，就怕疫情一波未停一波又起，他们心里少了几分踏实。这是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积极的愁”。
政治领导人最近不也苦口婆心，一再提醒国人不要大意，戴口罩、勤洗手，避免扎堆活动。
解封前的一天，两则消息似乎让我们看到隧道尽头的曙光。
新加坡国防科技研究院今年2月获取冠病康复病患的血样后，马上展开研究，找出了五种可用于治疗的抗体，将来可研发成冠病的药物。
此外，我国也承诺与欧盟合作研发冠病疫苗。这是新加坡参与国际合作，对抗冠病一项不小的努力。
大流行病让各国认识到医药和医疗产品自给自足的重要，也让新加坡从这个危机中发掘机会。
过去一周以“冠病后时代保障新加坡未来”为主题的部长系列演说，审时度势，以古鉴今，不乏重申和叮咛，以及免不了的信心喊话。（本文截稿时，还未能论及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在昨晚的演讲内容。）
经过几个月疫情的折腾之后，人们都想听到一些振奋指数高的话。贸工部长陈振声的演讲中，带出了许多积极消息，如全球利润最高的10种药物中，有四种的工厂就设在新加坡；我国也是全球第七大特殊化学品出口国。
我国与一些伙伴国建立新的数码经济伙伴网络，为新商机制定规则；已经在计划中，放眼二十年的大计，都会继续下去，如樟宜机场第五搭客大厦、大士港口，以及海底电缆建设。政府也会继续投入资金，发展南部濒水地区、榜鹅数码园区、裕廊创新区，以及双溪加株工业生态区等等。
相对之下，负责统筹社会政策的国务资政尚达曼的演讲更集中、更开诚布公地谈论我们所面对的“社会危机”，难免给我们带来些许不安。
就业问题和教育上的“起跑线”问题，关乎社会公平，政府将不断通过行政和政策干预。从尚达曼所作的深层分析中，可见减轻社会危机的迫切性。
中年和老年人力受到歧视，不同领域有不同的情况。大流行病暴发之前，不少雇主一方面投诉本地工人难请，一方面又把中年和老年人拒于门外，显然是碰到了工作转型的瓶颈。
今天政府已加大力度推动数码化经济，雇主的态度也必须跟上时代，让年长员工也有接受训练和提升的机会，不能以为数码化只是年轻人的事。
怕的是，政府说给年长员工实习的机会，雇主可能就真的把他们当作打杂、临时工使用。
政府对就业市场的干预，不应以为出钱津贴雇主就算尽了责任，还必须确保雇主给予年长员工接受有技术含量的训练。
新加坡的任人唯能，让贫穷子弟凭借自身的努力和才干出人头地，是行之多年，并用制度保障的成功之道。尚达曼却表示，“维护社会流动性越来越困难”，政府必须在教育上扶持弱势家庭的孩子。“我们千万不能沦为一个家世背景和人脉关系比个人努力和能力更重要的社会”，部长这句话是这次演讲重点的精髓。
确保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不能止于理想，而是必须让弱势家庭子弟看到机会和希望，不是让他们在还未投入竞争之前，便已产生“失败主义”的心理。
社会危机乍浮乍沉，若隐若现，政府不能视而不见。经济危机导致贫穷家庭雪上加霜，要求政府有所作为，有所担当。政府所强调的“社会契约”，就是要巩固社会的凝聚力，和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互信；过去每一次的危机，都是对政府能力和民心的考验。
1960年代末英军撤退，导致了失业危机和防务危机，几位建国先驱一代领袖在电视上发表系列演讲，为国人分析国家发展的方向，以安定民心。
1966年10月，李光耀和吴庆瑞飞到伦敦，跟英国国防部长禧里（Denis Healey）会谈，提出向英国购买战斗机的念头时，禧里听了先是为之一愕，继而笑出声来。他笑着问：新加坡想要干什么？
当新加坡还未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时却想到买战机，的确是让外人觉得可笑。
眼下的冠病疫情，带来了失业危机和社会危机，跟上世纪60年代相比，危机本质有所不同。新加坡今非昔比，已有战机、军舰以及各类高科技武器，本应更有余力应付失业危机，但却面对了加剧的社会危机，需要的是社会政策的加强和经济政策的调整。人民的“祸福与共、风雨同舟”的精神，则跟60年代一样不可或缺。这始终是推动新加坡进步的基本动力。
在这一系列的部长演讲中，政府第一次这么直率地表态，显示目前的经济衰退，加剧了社会分化问题的恶化势头，唯有尽早干预，才能“挽狂澜于既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