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冠病疫情逐渐趋稳，但世界多国尚未彻底走出冠病威胁。随着各种防疫禁令和限制措施陆续松绑或解除，各地官员都在思考如何可长可久地有效管理疫情，避免反弹。其中一个可行方案，就是借助公民的大数据力量。
美国《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统计，全球约有30国采用追踪工具来防控疫情。在新加坡，政府今年3月推出了“合力追踪”（TraceTogether）手机应用，通过蓝牙科技协助找出与确诊病例接触过的潜在病例，初步收效不俗。主管智慧国计划的外交部长维文医生说，经“合力追踪”应用和数码登记系统SafeEntry的双重搭配，我国追踪确诊病例接触者的时间已从两到三天，减少至不到一天。
然而，由于只有190万人下载“合力追踪”应用，覆盖率偏低，应用难以发挥最大效果。英国牛津大学研究显示，追踪应用要有效减缓病毒传播，得有至少60%的人口使用。为冲高使用率，政府不仅持续改良和优化应用，更准备在月底开始分发记录器（token），让没有智能手机或手机功能不足的族群也能被纳入。
其实，支持“合力追踪”计划的国人并不少。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5月份的调查发现，59%的民众同意在强制的情况下，使用追踪应用才能进入特定场所。另外，近半数国人则愿意在未经同意下，允许他人追踪他们的手机数据。既然如此，人们对“合力追踪”的反应为何不够热烈？
一个可能原因是本地疫情日益向好，尤其我国刚进入解封第二阶段，渴望早日恢复正常的人们难免会松懈警惕，甚至出现“少我一个也无妨”的侥幸心理。
至于人们的另一大顾虑，则是隐私和数据安全的问题。根据商业与公共政策研究公司黑箱研究今年4月的一项民调，45%的本地受访者即使知道“合力追踪”应用，也没有下载使用，因为他们“不希望政府追踪他们的行踪”。
维文虽已多次澄清“合力追踪”不记录用户的地理位置，强调数据经过加密存储处理，且限定特定机构和少数人员解锁读取，好些民众仍对计划存有戒心。截至18日，逾5万人已签署反对“合力追踪”记录器的请愿活动。
隐私和数据安全问题的核心，其实在于人民对政府欠缺信任。两年前，我国才发生历来最大规模的网袭事件，新加坡保健服务集团辖下约150万名病人的个人资料被盗。尽管这起事件在数据性质和数据存储上，与“合力追踪”有别，但当时的不良印象，难免降低民众对政府保护数据的安全感。
再者，地理位置即便不在“合力追踪”的追踪范围，有学者以记录器为例指出，该装置仍有可能在无意中，同其他具备定位系统的设备如智能手机连结，间接曝露用户的行踪；记录器也可被放置在某个固定位置，如街角或餐厅，暗中接收其他记录器的蓝牙信号。这意味着有关当局或有办法掌握谁曾在该地点停留过。
公共安全和个人隐私之间，本就存在着一种脆弱的平衡，尤其在地小人稠的新加坡。这方面的疑虑特别容易被放大，包括追踪数据会否用于防疫以外的目的，以及疫情追踪会否为今后更具侵入性的监视机制，打开永久性的大门。为了争取公众的信任，政府应当着手建立更透明的规则，并与公众进行更清晰、频繁的沟通，确保数据使用妥当。健康和隐私未必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