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14日为当代德国最为卓越、影响遍及全球的社会科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年－1920年）100周年忌辰。在举世为冠状病毒肆虐而疲于抗疫之余，欧美学术界和文化界却不忘举办研讨会、座谈会、演讲会等集会方式、或撰文结集等出版方式，来纪念这位人文和社会学界的大师。连警民对立，情势紧张的香港，其中文大学卓越学报《二十一世纪》，也辟专号，邀中、港、台、新等地学者撰文纪念。
尽管韦伯只活了短短56个年头，他在文化人类学、历史学、法学（宪法、法律哲学、法律社会学）、政治学、国家学、行政学、国际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宗教社会学、文化学都有大量和精湛的著述留给后世。
韦伯于1864年4月21日诞生于北德埃尔福特市市长官邸，六岁举家迁居柏林。后其父任第二帝国国会议员，自幼耳濡目染父亲和达官巨宦以及学界大儒畅谈世局和国事，引发小心灵对政治的兴趣。
韦伯在18岁进入海德堡大学念法律、经济、哲学、历史，次年因服军役转学斯特拉斯堡，1884年在柏林大学就读，1888年一方面为博士生，另一方面担任律师实习生，加入社会政策协会。次年他以一篇有关意大利城市和商社债务基金的论文取得法学博士学位。1891年他完成教授资格论文。在这段时期因政策协会的资助，他进行易北河之东农业工作人员生活条件的调査。调查报告引起注意和争论，让韦伯声望大增。
1893年他与远亲玛莉安妮·史尼特格成婚。韦伯夫人是学识丰厚、见解超凡的新女性，不但持家相夫有道，在韦伯逝世后，还整理其遗稿，并完成第一部韦伯传记。当年韦伯应聘佛莱堡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不久便受海德堡大学礼聘为经济学教授。但就职不久，却因护母心切，与其父争吵，在吵架后两个月父亲暴毙，韦伯内疚而患严重忧郁症，后变成精神官能症。精神失常前后长达五六年（1897年－1903年）之久。
韦伯靠夫人陪伴多次旅游意大利、法国和荷兰而痊愈。1902年之后，他开始大量阅读历史、社会学、哲学、宪法学著作；次年在海大恢复上课，改任名誉教授。1904年旅游美国参加圣路易世界博览会，收集大量资料作为其后的大作《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准备。同年他与亚飞和宋巴特合编《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成为德国20世纪最佳的学报。
1905年至1906年他在文库上发表新教伦理一文，后变成单卷专书，震动学界，声誉崇隆。1907年至1908年他再游意、法、荷等国，也出版《古文明农业社会学》。1909年因价值中立论引发争议，韦伯精神病复发，幸而及时治愈。1911年他开始广泛和积极地研究中国、日本、印度的宗教，兼涉及犹太教和伊斯兰，并着手撰写其一生大作的《经济与社会》的一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韦伯开始公开批评德皇浮浅无能，并反对潜舰滥攻策略，反对徳奥合并政策，以新闻评论家身份旅行于柏林和维也纳之间。在这几年间他分别出版《中国宗教：儒学与道教》和《印度的宗教：兴都教和佛教的社会学》；1917年出版《古代犹太教》，在报上发表有关德国宪改和俄国革命的时评。
韦伯于1918年接受维也纳大学政冶经济学教授职，加入徳国民主党支持立宪君主制。次年他接受提名竞选国会议员无果。1919年在慕尼黑大学演讲《以政治为志业》；被提名为内政部长，也未能如愿。他参与凡尔赛和约与威玛宪法起草工作，算是生命结束前的政治实践，却不幸在当年6月中旬因染肺炎而死于慕尼黑大学任教中。
受到西南徳新康德主义的影响，韦伯一开始便认为社会科学隶属精神科学的一部分，其硏究方法有异于自然科学因果关系的推演。韦伯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首先，他提出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社会现象是个人与他人社会行为互动的表现。尽管社会由众人合聚而成，但人群所组成的团体，无论是家庭、宗族、社团、公司、阶级、国家，其成员仍旧是个人。国家在国际关系上的举动，表面上是号称集体单位的国家之行为，事实上却是代表国家的官员（自然人）之行动。是故社会学的出发点为个人。
其次，韦伯指出：了悟是指观察（研究）者把观察对象的行动者不当作客体物，而是视为主体者在进行活动。因之，常要设身处地替行动者的动机和企图做预想、猜测，是故其观察乃是参与性的观察。了悟包含三点：其一、根据行动者主观的意义，把其行动和他人的行动连结起来；其二、透过这个含有意义的连结来部分地决定（制约，mitbestimmt）行为的过程；以及其三、从这个行动者主观地赋予意义，得以解释该行动的一切。
作为社会行为解释的社会学，并非社会结构之考察，而是行动者行为的分析，其探讨的焦点为意义（Sinn）与重要性（意义关连，Bedeutung）。在此情况下，韦伯把社会学量身裁制为文化科学，从而把解释、因果分析和意义分析合而为一。
再其次，他指出理想类型（Idealtyp）、理想（Ideal）和理念（Idee）不同。前者带有期待性、前瞻性、完美性；后者只是事物的代表、符号、象征，具现实性、实用性、抽象性。是故Idealtyp不宜译为理念类型，而译为理想类型。
人不但是社会动物，更是有意识、有认知、能沟通、有理念、有理想的“文化人”（Kultur-Mensch）。文化是纷纷扰扰、庞杂多变的社会现象中砍削出来的断片、碎块，但却是社会现象的精粹、升华。
只有文化才能给予社会重要性和意义。这种看法、想法、做法是透过理念（Idee）、价值（Wert）和好处（Gut），从基本上无限、无垠的实在（Wirklichkeit；Realitat）割开出来、突显出来。这是生活的指导原则。
为了考察万般复杂、变动不居的社会实在及其现象，韦伯提议使用理想类型作为研究工具。这是实在反映在研究者心中的图像、思想的图画（Gedankensbild）。这思想结构带有乌托邦的理想、空想求去完美的性格。韦伯说：中世纪欧洲就出现过讲求以理性追求利润、利益的“城市经济”。因之，城市经济一词就代表了一种理想类型。
最后、韦伯提出价值袪除或价值中立的主张。韦伯既然认为社会学或精神科学所涉及的为具有“文化意义”与人文价值的社会现象，是故社会现象沾染一时代及一地区之特色（其文化意义）乃为必然。另一方面，科学研究力求真相、求取客观、中立正是其职责之所在。是故研究过程上除了认真、谨慎、不懈之外，研究者应摒弃私心、个人偏见、好恶之情，尤其宗教偏见和政治立场（意识形态），来不偏不倚、客观、务实求取真相。
与韦伯有关的事物意义深远，通称韦伯式（Weberian）。此词今天代表几种不同的意义。它表示讲究理性，合乎理性、朝理性的目标迈进、理性化过程（rationalization）。韦伯式一词也反映西方社会秩序之理性化和合理化，以及西方人由此产生的相关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从韦伯式的看法来看待世界大局和国际政治，不当只想圆大国梦（“振兴汉唐”）或恢复昔日的光荣（“让美国再次伟大”），而是全球霸权和国家利益的争取，世界老大地位之保持和挑战。韦伯对政治家赋予责任伦理，是故政治非仅从事公众事务的人之良心事业，更是他们在道义之外，应该讲求的责任。
韦伯视国家为公权力的持有者，是垄断性暴力的机关。在这次冠病肆虐全球之际，各国政府或封城，或封国，或对染疫者强迫关押，有的国家甚至棒打或击毙患者，在在显示国家使用暴力的无上威权。
19世纪从黑格尔以来，马克思、托克维尔、斯宾诺莎、尼采和涂尔干等大思想家，无不倾全力解释人类在历史中存在的意义，特别是个人和社会之间互动的关系。
韦伯身处欧洲19与20世纪相交历史剧变的时刻，凭他超人的远识和睿智，把前贤的理论吸收、融合与发挥；虽未参透个中真义，却留给世人无限的遐思，成为当代人文和社会学界亟须开发的宝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