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两会”后的记者会上，总理李克强盛赞成都开放地摊经济，造就“一夜之间10万人就业”的奇迹。此前不久，中共中央文明办曾下发通知，不再将市容检查列入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内容。面对冠病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北京市政府高调推举“地摊经济”，为小商小贩大开方便之门，降低门槛以鼓励人们经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帮助中国渡过眼下的难关。这同中国城市当局一向奉行的，以整顿市容为中心的政策背道而驰，不能不让人大跌眼镜。（编按：北京市几天后却恢复禁止地摊的做法；中央文明办有关“地摊经济”的正式文件也被作废删除。）
毫无疑问，这是个亲民的政策。它拉近了政府和老百姓的距离，也可以使当官的更接地气。不过，这不应该只是个临时措施，而应该提到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来认识。
社会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关于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的政治主张。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褒义还是贬义，“社会主义”这个名词都和大政府相联系，张冠李戴成了大政府主义的代名词。
中国的官场也深受其毒，表现在为了市容而驱逐“低端人口”，强制集中商贩于官方指定的、高租金的大市场，对街头摊贩赶尽杀绝，还有戴大檐帽、凶神恶煞般的城管形象等。这不是以民为本，而是以官名（名声）为本的思想习惯。社会主义中国的官员中有很多不是社会主义者，或者根本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以社会为中心，以民生为主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维护人民以市场为依托的生计。它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本质区别，是市场规律和社会逻辑相结合。一方面要节制资本，不允许大企业、大资本的疯长，造成大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家庭作坊的破产；另一方面要节制政府权力，不允许人为地制造障碍来损害民生。资本和政府都服务于民生。
地摊经济是民生经济。正是这些布局街头巷尾，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小摊小贩，给钢筋水泥加玻璃的大都市平添了一丝人情的温馨。湖北武汉的一个大妈被冠病夺走生命后，市民才深切感到，数十年来她的小吃地摊，给市民的生活带来了多少回忆，也带走了一道熟悉的街景。她对市民生活的贡献远远超出了她的营业收入，是市场价值所无法衡量的。
地摊经济需要自然布局来适应社区生活的特点，而不能硬性集中规划，建一批对谁都不方便的大市场。让小贩自己布局自己的摊点，就一定是对居民最方便的，也是最人性化、最有生活气息、最聚人气的。城市规划也应该尊重这种自然布局，而不是到处竖起冷冰冰、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高楼大厦。
新加坡的食阁和巴刹不仅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成为许多家庭赖以为生的工具，创造了许多祖辈相传的名牌食品，也创造出本地特色的生活方式和道道靓丽的旅游风景线。多数居民自己不做饭了，而靠它们为食；许多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穿街走巷寻找那些出名小吃。和豪华餐厅、酒店不同，这些分布各个邻里的小商小贩和小吃摊成本低，创业易，也容易长期坚持。
许多豪华大店如过眼烟云，而这些小摊却代代相传，成为地标一景。低成本和良好的商业生态环境是一个重要原因；而政府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保护这个生态环境。社会主义国家的市政府，更应该将这个功能发挥到极致，因为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民生特点了。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发展基本上遵循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即通过瓦解社会、原子化个人来使劳动力成为生产要素，使它的地域流动成为常态，同时又禁止工会和其他集体谈判政治组织的存在，造成资本对劳动个体的巨大优势。中国的阶级矛盾没有达到像西方国家那样激烈的程度，一是因为中国借了全球化的东风，大量产业向中国集中，使就业比较充分；二是中国的公共政策还没有像许多西方民主国家那样，被资本和利益集团操纵及控制，政府还能够出台许多亲民惠民的政策。
社会企业通过获利改善民生
近来，在经济学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个新概念——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创建这类企业的目的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改变大批民众的命运，使他们能够摆脱贫困，走上自我发展的致富之路。其哲学不是通过改善民生来获利，而是通过获利来改善民生。在纯市场规则下，社会企业往往竞争不过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资本主义企业，但它们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改变更多穷人的命运。
因此，它们需要政府“为民做主”，保护它们的生存空间，也需要社会力量来抗衡无孔不入的资本侵蚀。社会的手段包括民间互助合作共济、志愿者、非盈利组织和慈善机构等。
在扶贫脱贫方面，中共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它主要依靠政府（包括党组织）的力量，较少发挥社会的作用，更没能将社会企业作为一个部门来发展。中国应该考虑成立一个民生投资业，以打造一个庞大的社会企业体系。没有这么个体系，就不能自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使有庞大的国有企业也不成，因为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庞大的国有企业。
对社会企业的金融服务，应该和商业银行区别开来，作为金融社会企业。它们的投资类似于公共产品的投资，产出的不是利润，而是人民安居乐业，充分就业，以及满足感、幸福感。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些远比利润更重要，因为它们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
与此相对应的是，要改变城管的哲学。城市管理不再是管字当头，而应该是城市社会的经营。经营的目的不是为市政当局增加收入，而是经营街市生活，打造宜居城市，使人民生活的便利和城市生活的丰富最大化。城市之间可以彼此展开竞赛，看谁能吸引更多人口（尤其是退休者）来申请入户，谁的口碑更好，而不是谁的GDP数字更高。上级政府应该以此为指标，来考核各地的治理水平和成就。
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就像国防、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一样的公共产品投资，但比后者更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降低民生成本，丰富民生内容。西方经济学一向对此不像对其他公共产品般重视，因为它只讲究市场规律而不讲究民生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门民生经济学，必须重视这个方面。
推而广之，供给侧改革的目的不仅仅是增加有效供给，消除过剩产能，更重要的是经济政策的着重点在于就业最大化，使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最大化。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杜绝垄断利润，不允许任何人或组织打压多样性供给（地摊经济的这个特点尤为突出）来取得垄断地位，就要实行保护性的竞争政策，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丛林法则。
这样做就能扩大就业面，那些因此得以保留下来的企业都是就业的来源。通过增加就业来提高有效需求，应该是供给侧经济管理的重点，在操作面上是培育和保护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的生态环境，使它们能大量繁殖，为人民创造比较容易的生计和充满获得感的充实生活。这是社会稳定和幸福感的基础。
中国政府应该抓住冠病疫情这个契机，开创出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的一片新天地，而不是像往常那样，将地摊经济当作应对危机的手段，一朝危机过去，就本能地封杀这些碍眼的小本生意。对中国的学术界来讲，这也是个契机，可以帮助他们摆脱西方经济学的奴役，着手创建社会主义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