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冲击引起的经济大衰退，几乎将全球宏观经济学家的智慧供给逼到了墙角。
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全球经济衰退不同，本次疫情带来的冲击几乎找不到基线场景。或者说，主要经济体根本来不及做应对预案，就即刻遭遇瘫痪型外部冲击。病毒对人类生存与生产生活的侵害，将致命威胁与恐慌发酵形成的双风险螺旋，演绎到另类的淋漓尽致，并对各国供给侧与需求侧同时造成冲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半年前还洋洋自得，失业率降为50年来最低点，如今却不得不面对接近4000万人申请失业救济的困局。
统计数据显示，4月份，美国的失业率飙升至14.7%，为1930年来的最高。4月份的商品零售暴跌了16.4%，工业生产指数也下降了11.2%，均为历来最大单月跌幅。这些灾难性的经济数据，是特朗普再怎么掩饰也无法抹掉的。
欧元区则迎来1999年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局面。在疫情相对较轻的日本，政府对经济的悲观程度也上升到10年来之最。而较早受到冠病疫情冲击且率先控制住疫情的中国，尽管举国上下千方百计复工复产，但一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还是同比下降了6.8%。这也是中国自1992年公开季度GDP以来，首次出现季度负增长。
在巨大不确定性之下，中国最高决策层已将目前的经济困难局面上升为最高级。至于那些抗击能力更弱的中小经济体，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更是备受煎熬。
稍显宽慰的是，本次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大衰退，并非由于全球经济基本面显著恶化，或者金融失衡所引起。这也意味着只要疫情能够得到全面控制，则经济常态化的恢复时间将不会太久，甚至已有不少专家在憧憬疫情结束后，随之而来的报复性增长。
不过，在疫苗问世之前，任何对经济复苏前景的乐观预期，都建立在假设性前提的基础之上。即便疫苗能够尽快问世并大规模应用，恐怕也无法立即消除民众在经过病毒大规模扩散之后，所产生的巨大心理阴影。
拥抱MMT理论 无异饮鸩止渴
尽管全球经济短期内很难看到复苏之光，但各国为阻止本国经济与金融体系崩溃，以及维系国计民生之需，而投入了近10万亿美元。至于这些特别支出是不是以真金白银形式拿出，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事实上，确诊人数超过187万人的美国，政府为应对疫情所带来的各种冲击，几乎把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箱里的各种工具都翻出来了。
美联储更是无上限启动量化宽松政策，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向市场投放了近3万亿美元，使得其资产负债表从疫情暴发之前的3.8万亿美元，迅速飙升至超过7万亿美元。
美联储一连串的激进操作，大有把过去视为非主流的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简称MMT）升格为主流经济学之势。稍微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在金本位制被信用货币制度取代之后，早已负债累累的美国，本次拿来救市、救企业和救人的钱，其实就是开动印钞机发绿票子。
迄今为止，无论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还是财政部长姆努钦，都不敢保证美国未来不发生通货膨胀。经济学家早已做过严谨的测算，美联储自1913年成立以来，美元已经贬值100多倍。所谓钱到底值不值钱，普通老百姓最有感知。
非常时期发钱才是硬道理
疫情在全球蔓延以来，美欧等国祭出的货币与财政应对措施，如下几类是必需的：一是为稳住市场情绪而投放流动性；二是直接援助乃至接管因受疫情冲击而面临破产的企业；三是为直接救助底层百姓等等。
就第一个动作而言，如果美联储在今年3月份不紧急开闸大规模放水，可能美国股市早就腰斩了。第二类救助措施，尽管严重背离了“黑板经济学”原理，但作为西方国家政府，如果在核心企业面临破产的关键时刻袖手旁观，无异于政治白痴。
至于第三类举措，尽管被一些美国富人代表嘲笑，但美国老百姓普遍存在低储蓄偏好，使得他们在面对冠病疫情所带来的大规模失业潮冲击时，几乎没有防御韧性。这个时候，政府直接发钱才是硬道理。
另一方面，由于事先没有预案，导致各国政府迄今为止所释放的各种应对之策，不可能做到一一精准，有的甚至是带有强烈利益偏好的政策刺激。在后工业化时代，信贷扩张已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经济信心，发达经济体货币当局承担的角色越重，越意味着债务风险的不断累积。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给世人带来的严重教训是，在实体经济效益未能得到同步提高的情况下，一国如果持续推动金融深化，乃至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天量的信贷扩张来支撑，最终会对经济体系造成难以修复的破坏。
偏偏这些年来，全球实际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技术进步，无法有效对冲泡沫和风险积累，使得不少大型经济体普遍跌入债务驱动型增长陷阱。
宏观经济学早已证明：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本质上都与劳动生产率明显下降、资本回报率显著下降密切相关。如果大量信贷和货币创造继续用来购买存量资产，而非生产性投资与技术研发，则下一轮金融危机的到来将为期不远。
回到内生经济增长轨道
冠病疫情作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终将过去，但美联储开具大额救市与救助支票而超发的货币，却很难快速收回。对其他大型经济体而言也是如此。经济体系或经济生态系统，与人体一样，是不能经常受到刺激，尤其是大规模刺激的，否则一定会发生功能性紊乱。
有远见的经济决策者不会不知道，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默（Paul Romer）的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的历史穿透力。罗默的研究表明，驱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是知识创新、科技进步和提升人力资本。真实世界的经济实践已证明，罗默的新增长理论不仅能解释诸多经济增长现象，而且能促进不少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转型。
尽管内生性增长理论的诸多政策建议，在眼下看来似乎缓不济急，但事实已经证明，全球经济在2008年至2014年之间所取得的复苏成果，就本质而言是内含巨大不确定性的复苏。主要发达经济体并未将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逻辑起点，放在检讨既有增长模式的缺点，并加大技术研发的投入与人力资本提升，而主要依靠信贷投放获得了表面繁荣。
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一定要依靠技术内生性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显著提升；而经济金融化与债务安排从来都是双刃剑，并非经济增长的动力。
正如经济危机是由一连串的事件引爆一样，各国期待的经济复苏也需要一连串的重大事件来激活。摆在全球决策者面前的重大课题是，如何在未来半年内消除冠病疫情这个重大预期不确定，并以精准的政策投放，激活微观主体的营商禀赋与创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