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推动广东省、香港和澳门的融合，积极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然而，突如其来的冠病疫情却在过去数月，令三地的民间往来几乎断绝，凸显了香港与邻近大陆城市融合的种种难题。防疫挑战料持续一段时间，会否因此打乱三地一小时生活圈的发展步伐？
港人傅先生（40岁）在香港从事金融业。几年前，傅先生的父亲退休后到深圳定居，他平日也经常到深圳去。香港和深圳今年1月底暴发冠病疫情，两地先后“封关”后，傅先生至今已有四个月未踏足中国大陆。
健康欠佳的傅父在3月病情恶化，傅先生一直想到深圳去探望父亲，但因港深两地皆实施入境强制检疫令，他要先在深圳酒店隔离14天才能去到深圳住所，只好打消探望父亲的念头。岂料傅父在4月突然病重逝世，以致傅先生无法见父亲最后一面，成为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与此同时，疫情也打乱了傅先生在香港的生活节奏。傅先生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他和太太平日要上班，早前都让广州的岳父和岳母来港帮忙照顾小孩。
陆港防疫政策放第一 未顾及经常往来两地居民
没想到疫情持续恶化，陆港两地更先后推出隔离令，傅先生的岳父母被迫滞留香港大半年。但他们来港前根本没想过要待这么长时间，只带了少量的老人病药物。“后来药物吃光了，有些在香港买不到，只好买些类似的药品，我们都很担心他们的身体。”傅先生接受访问时道出种种无奈。
岳父母在香港的日子越长，就越怀念大陆的生活。傅先生现在最大的愿望是陆港两地能够尽早解封，让岳父母回大陆，而他也能到深圳领取父亲的骨灰回老家安葬。他慨叹，陆港政府将抗疫防疫放在第一位，却忽略了经常要往返两地的少数群体。
实际上，冠病疫情除了打乱经常往返大陆和香港的港人的生活节奏，也对在大陆开设公司的港商带来极大困扰。许多港商表示，公司过去几个月的正常运转受到极大影响，因为往返两地一来一回就要隔离28天，很耽搁事情也很没效率。
香港年轻创业者陈晓锋（29岁）就是其中一人。他两年前在深圳开了一家人工智能社交平台公司，生意做得有声有色。但自今年1月底疫情暴发后，公司运作就停顿下来。
陈晓锋接受本报访问时大吐苦水。他指出，根据大陆劳动法，公司在停工初期的两个月仍要给员工发工资，之后的月份则要支付基本生活费，开支很大，结果公司被迫缩减规模，“目前员工已由疫情前的50多人，减至8人的小团队” 。
但对陈晓锋来说，最麻烦的是大陆办理具体业务时，公司负责人都必须在场，可是陈晓峰自1月底开始就无法到深圳。近来深圳企业陆续复工，但他的公司仍要继续停工，平时只能通过网络和员工交流。眼看公司不断在烧钱，陈晓峰也只能心里干着急。
随着香港和广东的疫情开始趋缓，香港特区政府早前宣布，延长由中国大陆、澳门及台湾入境香港者的强制检疫令至6月7日，但商务人士、跨境学生和相关服务提供者，可豁免强制检疫14天。
不过，陈晓锋表示，新政策只是方便一些在大陆开厂的大老板，像他这种规模不大的初创公司小老板，并不符合资格，自己只能继续在香港北望深圳。
他说：“希望两地政府可以尽早放宽出入境限制，让我们回大陆。毕竟病毒会长期与人类共存，我们既要一边抗疫，也要一边正常工作。”
隔离措施影响生计与家庭关系
近年来香港与大陆来往日益频繁，衍生出一批像傅先生和陈晓锋这样穿梭两地的“跨境粤港人”。香港2月初实施入境强制检疫令后，不少长住大陆或经常港深两地走的港人，纷纷返港暂住和工作，无奈要与大陆家庭或公司分离。岂料四个月过去了，隔离令仍未解除，他们都慨叹，不知何时才能回大陆与亲人团聚或正常工作。
香港理工大学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讲师陈伟强接受本报访问时指出，目前粤港两地的检疫措施，已使一些频繁往返两地的港人受影响。其一是从事两地贸易的商人。这些人在大陆提供服务或贸易，但两地实施强制检疫措施，使得一些人无法前往大陆，将银行款项转到香港，因此产生资金周转不灵的问题。
其二是在香港居住但在大陆上班的港人。他们在大陆没有居住地，只能被迫向公司申请在香港住家办公。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他们担心有可能被公司解雇。
其三是部分在大陆工作的港人。由于他们被迫要在大陆居住，无法回港，长时间无法与家人见面，结果“母亲节无法与母亲团聚，或者夫妻子女长时间不能见面，时间长了会影响家庭生活”。
陈伟强指出，须频繁往返两地的港人为数不少，他们看到大陆不同城市和省份之间，已经开放互通，但香港与大陆却因“两制”的原因，仍然无法互通。如果问题长期不能解决，会使这些市民心中不满，打击他们对融入大陆的热情。
调查：超过八成港青没兴趣到大湾区就业
港人普遍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不太热衷。香港MWYO青年办公室委托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于去年8月下旬至10月初访问了1001名年龄18岁至34岁的青年，结果发现，仅有13.4%香港青年有兴趣到大湾区工作，81.6%青年称没有兴趣，原因是大陆薪金水平偏低，绝大部分大湾区城市不同职位的平均年薪，未达香港相同职位的六成；以及对大陆信息自由和民主法治持负面看法。
接受访问的“跨境粤港人”也表示，冠病疫情或多或少打击了他们对大湾区的热情。傅先生表示，目前来看，疫情将长期和人类共存，估计未来一段日子陆港两地偶尔还会封关。为了健康着想，他未必会像以前那样频繁回大陆了。
陈晓锋也指出，近年陆港两地政府提倡港青到大湾区创业，但疫情暴发后似乎没有考虑到这一群体的苦况。他正考虑将公司业务搬回香港，“其实港深两地的工资成本差距越来越小，深圳已经没有太大的优势。若在香港开公司，反而可以更灵活一些”。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疫情并没有打乱中国中央政府对“粤港澳大湾区”布局的节奏。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本月21日发表的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中仍表明，“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合作”。
早在5月14日，中国政府相隔14个月后再出台大湾区政策文件。当天，中国人民银行、中银保监、中证监及外管局四大部门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循着促进大湾区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五方面，提出共30条措施，目标是加大金融支持大湾区建设力度，提升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持引领作用。
中央短期内或会颁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细节
《意见》中的总体原则提到在一国两制方针下，发挥香港金融体系的独特优势，支持巩固和发展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有业界分析，这次《意见》由大陆四大部门联合发表，除了是落实去年2月发表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也代表中央短期内或会颁布具体细节，同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扫除市场近月有关澳门及深圳取代香港地位的忧虑。
近日，中国全国两会（人大、政协年会）在北京召开，多位出席会议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也纷纷提出进一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的提案。
其中，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工联会会长吴秋北和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郑耀棠联名建议，中央政府在深圳、中山、珠海、惠州等邻近香港的城市拨地，参考横琴模式发展新市镇。
根据两人的建议，新市镇首阶段发展面积为30平方公里，供约60万人居住，让香港特区政府作出整个社区规划，包括兴建公营房屋、医院、学校等公共设施，并邀请发展商兴建私人房屋及商业楼宇，解决香港住屋问题，以及促进大湾区内其他城市和香港的进一步融合发展。
吴秋北指出，香港长期用地紧缺，政府承诺的“三年上楼”，一直无法兑现，不少市民只能住劏房或“纳米楼”，“明日大屿”计划更不断被揽炒派阻挠，因此建议在大湾区内临近香港的城市建立新市镇。
他也认为，大湾区产业链完善，高科技产业前景广阔，如果可以解决港人居住、教育、医疗等顾虑，相信能吸引更多港人去大陆发展。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公开大学校长黄玉山则在两会提出另一个提案，建议加强香港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高等教育、科技、交通合作，进一步推进区内融合发展。
疫情将留下后遗症阻扰发展
他表示，大湾区的“一小时生活圈”须进一步完善。待疫情过后，应该继续完善大湾区东部与西部城市的交通配套设施，增强香港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联系。
不过，陈伟强说，即使疫情结束，也会在粤港澳大湾区留下不少后遗症：
一、大陆经济前景未来几年不容乐观，中央政府要顾及全国，未必能投放更多资源予大湾区；二、疫情未来可能会断断续续暴发，粤港民众担心疫情，将减少往来两地的次数，两地融合的步伐将明显放缓。
他说：“在这次抗疫期间，香港和广东政府似乎都重视两制多于一国，互相向对方设下限制。很多原本支持融入大陆生活的港人都很不满，这些人的情绪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恢复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