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究竟将如何结束封锁期？这次封锁遏制了整个经济的发展，保护了超过10亿人。一些人建议采取一种选择性的方式，让比较年轻、相对不那么脆弱的群体，先于其他人回到工作岗位。但流行病学家发出了严厉警告，指出此举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严重公共卫生后果，大多数地区对这一方式的支持率下降。
现在，唯一被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案是逐步放宽限制，通过大规模病毒检测、患者追踪和接触者跟踪，来识别所有与感染者有所接触的人。而且，由于不可能对全部人口进行检测，最终的解决方案在于有效使用追踪和跟踪系统。
在必要的范围内进行追踪和跟踪的唯一可行方法，是使用手机提供的地理位置数据。在这种方法中，只要两个人的设备（即蓝牙信号）在一段时间内靠近，就会被识别为“接触”。已经有人提出甚至部署了几个识别这种相互接触行为的系统。新加坡在推行“合力追踪”手机应用（TraceTogether）计划追踪；谷歌和苹果最近协作开发了一个自愿的联系和追踪应用程序；欧洲国家也大范围启动了泛欧洲隐私保护邻近追踪（PEPP-PT）项目。
显然，任何追踪和跟踪系统，都会引发严重的隐私问题。毕竟，方案的关键是要识别感染者。即使用户身份证是匿名的，但在使用程序的过程中，用户也须要与一个名字和手机号码绑定。目前的设计可以增加额外的技术功能，以限制应用所收集到的邻近数据，同时仍然允许有效的追踪和跟踪。但首先，收集和使用数据的规则须要适应新的监测需求。
为此，最近的一项提案将隐私分为了三种类型：避免第三方窥探、避免个人联系人窥探和避免政府窥探。除韩国外，没有任何已经建立了追踪和跟踪系统的国家，选择公开阳性病例的个人信息，就像美国的性罪犯数据库一样。但即使项目能够确保前两级隐私安全，也无法在不影响系统有效性的情况下，保证政府不侵犯个人隐私。
因此，就目前而言，我们应该设计系统来阻止其他人和黑客侵犯隐私。但在找到能够避免第三级隐私侵犯、且切实可行的方法之前，我们还必须等待。一项重要的技术要求，是将数据的使用期限制在14天以内，超过14天就应该自动删除。这一原则既适用于手机上的数据，也适用于政府所存储的数据。但要充分遵守这一原则，就须要尽快进行研究和开发，以简化数据的自动销毁协议。这些协议对于目前的任务来说过于复杂和繁琐，尤其是涉及移动设备时尤为如此。
这是软件和硬件研发人员的任务。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保持“使用限制原则”是重中之重，即用户所提供的数据只用于收集期间所声明的目的——跟踪冠状病毒阳性病例。
政策制定者还必须解决手机用户同意公开数据的程序问题。一种是“选择加入”的方式，从保护隐私的角度来看是最优的，有赖于用户自行安装追踪和跟踪应用程序。但在东南亚以外地区，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方式能够确保足够的参与率。
一个稍显武断的选择是“选择退出”方式，即所有移动设备都会自动安装该应用程序，但用户可以删除或禁用它。加拿大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该国三分之二的人支持政府的追踪计划。然而，这意味着多达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可能会选择退出。
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强制数据共享，也就是将应用程序进行硬编码，直接嵌入到设备的操作系统中。为了让这种方法更容易被接受，这个系统就像收集到的数据一样，必须附带一个日落条款（Sunset clause，即终止生效日期），以便在危机过去后逐步取消。
但我们如何定义取消的时机呢？在美国，为了应对危机，《健康保险可携性与责任法案》中有关患者隐私的规定已明显放松，而关于何时完全恢复这些规定，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几乎没有任何明确表态。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追踪和跟踪项目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可验证的目标，比如一段时间没有新的感染病例，或者大多数人都接种了疫苗时。然后，应该把这些日落条款写入软件，并接受独立机构——如电子前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的审查。
最后一个问题是，谁来设计这样的系统，为数据的收集和存储制定规则，并决定平衡隐私和有效性的最佳方法？我们应该召集来自私营部门、政府、学术界和民间社会的代表，而不是将绝对控制权交给程序开发商或国家。
本次疫情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原有的数据收集和隐私保护框架，以尽可能少的计算开销，处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是一项不小的成就。资助计算机科学的资助机构，须要尽快调整他们的工作重点，把重点放在引进实用而可靠的数据收集方法和必要的保护措施上。
如果隐私必须暂时排在公共卫生之后，就必须有明确的协议来结束这种异常状态。正如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所言：“暂时接受一种较轻的恶可能是必要的，但绝不能将一种必要的恶贴上善的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