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落入一大批共产党人手中的蒋介石，性命危在旦夕。谁救他呢？答案是：莫斯科。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在相传为杨贵妃出浴的华清池附近，有座清代留下的行馆“五间厅”，周围墙上留下弹痕累累。这是1936年12月12日，著名的“西安事变”遗址。
当时，负有“剿共”任务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联同西北军杨虎城，武力挟持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与若干官员随众被拘押，实行所谓的“兵谏”，逼蒋抗日。经过国共代表的会谈，12月25日下午，蒋获得释放，回到南京，启动了号称“国共合作”的抗日部署。
2001年10月间，享年101岁的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辞世，海峡两岸政要致电哀悼。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唁电中称他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伟大的爱国者”，因为蒋介石不肯抗日，是张学良一人改变了历史。
张学良离世之际，笔者为分析“个人与时代的互动”。但事隔经年，关于事变，关于张学良的评价，在大陆网上仍然争辩不已。而笔者也得到不少文史的启窦，值得在此加上一笔。
牛津大学教授米德（Rana Mitter）2013年的战史专著《被遗忘的盟友》，为我们打开了大历史的视野。时代背景是：1935年8月1日，面对德、日两边威胁的苏联，宣布成立一个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由苏共支撑、后来在延安落脚的部队，也被训令抛弃“反蒋”政策，支持蒋介石抗日。
中国方面，侵占了东三省的日军，看来也即将大举进犯。其时，英美两国对远东战事是保持距离的（邱吉尔要在1940年才对德宣战，美国则要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才介入太平洋战争）。联苏抗日，是蒋介石唯一的选择。而1937年国民政府宣布全面抗战后，苏援便接踵而至。
米德指出，1936年12月，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方已与国军在口头上达致协议，原则上红军归国军麾下共同抗日；而一些过激的措施，如土地的没收，也必须停止。
“西安事变”的发生，就因张学良并不知悉蒋介石的运筹帷幄，自以为是，最后闯出大祸。多年后，张学良才澄清，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占据东北后，是自己采取不抵抗政策，没打回老家，并非蒋介石下的命令。
其实事变发生之前，张学良已成为中共党员。就是利用“蒋不答应他打回东北老家”的矛盾，策反他投共。策反的人现在也清楚了：那是地下党员刘鼎。亲共的宋庆龄把刘送到张学良身边，怂恿他反蒋。毛泽东有此一言：“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杨虎城则早在1927年曾申请加入中共，但因“手续”问题一度耽搁。1936年8月，中共中央派张文彬到西安专门统战杨虎城。
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张的东北军、杨的西北军组成“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意欲进军中原，另立中央政府。
西安事变，落入一大批共产党人手中的蒋介石，性命危在旦夕。谁救他呢？答案是：莫斯科。事变发生后，苏联《真理报》严辞谴责张、杨二人为“卖国贼”和“日本代理人”。斯大林更急电延安，促中共立即放蒋，否则苏共将与它切断一切关系，称中共为“土匪”。
莫斯科的心态不难理解，这时中国能抵挡日军的，除了蒋介石还有谁？难道要等到声张动武救蒋的何应钦（宋美龄怀疑此君是要谋夺蒋的位子），与亲日的汪精卫结成盟友，才符合苏联的利益？
中共虽有意杀蒋，却不得不放人。
北京大学前校长蒋梦麟，曾在香港《明报月刊》连载回忆录《西潮》。其中提到，当时在美国大使馆的一个舞会上，一位塔斯社记者斯拉配克问他为什么无心跳舞，他说自己正为蒋委员长的安全担忧，记者却很平静地告诉校长：“你放心好了，他马上就会出来。他绝不会有什么意外。”
1958年11月23日，张学良在台湾大溪见蒋介石，泪眼相看，张告诉蒋说：“我先前一直存着一个幻想，误认共产党也是爱国分子，希望国共合作来救中国。数年来共匪的作风，使我觉醒，我是幼稚愚鲁，我不怨恨任何人，只恨我自己无识。”
蒋只说了一句“西安事变，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后来都没接见张学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