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公民社会的言论责任意识固然重要，但很多时候，当政府成为拥有最大发言权的裁判时，一些公民社会分子传统上用以推动议题讨论的手段，很容易被贴上负面标签。
4月25日，约定好的7时55分，全岛各区许多人都倚着窗或站在自家阳台上，齐唱一首熟悉的爱国歌曲。不知怎么的，疫情当前，这样子用一把温润而清晰的歌声唱出满满的正能量，成了许多社会的主流旋律。但在那洪亮的歌声响彻街角之际，这里有一部分的人，这时却可能听到了另一种不同的回声，尽管那声音已孱弱无力。
并不是反对以歌曲来提振国人的士气，但最近在思考社会中是否存在某种潜在的情感偏向，导致我们在面对棘手问题却不懂如何化解时，总直觉地选择呼唤团结；而任何集体性质的活动，这时得到热烈回响，便也是这种倾向的彰显。像是深怕有太多不同的意见会阻挠社会前进，我们在追求一致时，某种程度上除了消除杂音，也不知不觉把更珍贵的声音，暴力地给掩盖掉了。
《海峡时报》最近就有一名读者致函言论版，呼吁在客工议题的讨论上，不应在防疫关键时期提出各种质疑。这时键盘侠（armchair critic）批评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只会给眼前有更重要工作的政府添乱。
这篇评论虽然随即引来另一读者回应，指社会若要进步，任何时候都应允许人们提出合理的批评。但老实说，在这两把声音中，这段期间，前者的分量似乎更重，以致最近常听到身边一些长期投身非政府组织工作的朋友悲观地感叹，现在只要言论太负面，就很容易被讨伐。当中也有人担心，此时要求检讨客工福利与制度问题的声音，只是昙花一现，疫情结束后又会戛然而止。
冠状病毒疾病在全球蔓延之初，新加坡因为防疫见效而一度备受国际赞誉。但如今疫情在客工宿舍暴发，情势突然转变，一下子社会最为薄弱之处受到外界检视，别说让政府措手不及，民众也肯定感到不安。
有评论就将这种不舒适感，归类为新加坡社会的“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长期以来，我们在习惯了这个国家样样事情都被标榜为典范后，仿佛只有与成功相关的叙事，才能引起社会的共振；此次疫情却让社会一些没有弥合且长久被忽视的疮疤显露了出来。
大家因此像预期落空一样，开始寻找抒发的渠道来调和情绪，但一不小心，却可能在过程中为了让自己“感觉良好”而选择性失忆，或群起压抑这时浮现的边缘声音，再次错失改变的契机。
最近民间人士在社交媒体上载客工伙食照片，呼吁正视客工待遇问题，以及鼓励住家烘焙者发起网上请愿等举动，被当局一概归类为煽动不满情绪，自然挑起了公民社会活跃分子的神经。
诚然，如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所警告，若是散布恶意的影片造谣，或是发布假照片，煽动舆情，恐会在客工群体中酿成骚乱等严重的治安事件，必须受到谴责。但如政论网站作者韩俐颖在面簿上所指出，散播假信息的行为，不应被拿来与一些非政府组织，近期对部分客工三餐与住宿条件仍然恶劣的批评混为一谈，否则这将抹杀公民社会长期的付出与努力。
建立公民社会的言论责任意识固然重要，但很多时候，当政府成为拥有最大发言权的裁判时，一些公民社会分子传统上用以推动议题讨论的手段，很容易被贴上负面标签。部长一句“不负责任”的责难，也瞬间划出一个谁为正信、谁为邪教的楚河汉界。
写这篇评论，主要就因观察到在疫情期间，舆论开始走向反思的反面，担心一些公民社会分子尽管继续努力推动他们所关心的议题，改变现状的意志却越来越薄弱。
像此时“群策群力，共创未来（Singapore Together）”大精神的大伞之下，仿佛就只容纳得下正能量的社会总动员。如果这时只有肯为社会做点什么才能被标榜为正直，要为社会说点什么却得小心翼翼，那也值得我们思考，这是否是我们想要的吗？因为若最终只剩朗朗歌声，那才是社会真正的哀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