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运空前旺盛。短短30年就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按中国传统说法，时运乃30年一轮回，中国已经超出许多，可以说比历史上任何大国崛起时都幸运。但近来的感觉不大一样了，国运是否正在倒转？
这种感觉首先来自国际环境的急剧恶化。中美贸易战规模空前，并在向多领域扩展、深化，业已形成两国全面较量的态势。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已使中国的锐气受挫，正在全球蔓延的2019冠状病毒疫情更是雪上加霜；中国停工停产，封城锁国达数月之久，今年第一季经济在文革以后首次出现负增长。疫情之后，中国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国际环境。不仅世界经济疲软会拖累中国经济增长，贸易壁垒会增加，疫情也会强化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正在推动的同中国脱钩的趋势。
再看国内。除了经济持续下滑，由于强调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很难实行。过去经济腾飞靠的是政府和市场主体两个引擎驱动，虽然不规范但非常有活力，现在只剩下国企，政府和私企这一个半引擎都不大灵了。
近年来企业家和许多高端人才没有安全感，导致私企投资意愿不振、资本外逃和向外移民。在收权和反腐高压下，官员的创业精神几乎荡然不存，各个小心谨慎，不作为或假装作为，形式主义泛滥。新的增长点尚未出现，经济失速有可能是长期的，中等收入陷阱正在成为现实危险。
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国运反转不是那么容易的，只要不犯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长时期、颠覆性的错误。那么，中国是否在犯颠覆性错误呢？如果有的话，很可能就是近些年来向毛泽东时代正统的回归。
这首先表现在政治上全面集权，不仅仅是中央地方关系上的，也包括中央内部的集权。与此同时，大规模收紧舆论空间、重组官媒、强化宣传纪律，在党内严禁“妄议中央”，在党外压制不同声音，在国际上高筑防火墙、推进“大外宣”。接下来就是重建意识形态，清理高校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搞“七不讲”，普遍建立马克思主义学院；恢复毛泽东时代的传统，如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敌我意识、重提阶级斗争。
再下来就是恢复党政融合、以党代政；在私企、外企和社会团体建立党组织；重提毛时代口号：“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提拔干部重新强调政治条件和绝对忠诚、绝对服从。在这种形势下，个人崇拜死灰复燃。甚至有些左派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再次提出消灭私有制，宣称私企已完成历史使命。
大回归的直接原因是对胡锦涛时代的纠错，针对的是大面积的腐败和政治、经济领域业已形成的寡头垄断，是不恰当分权所造成的“九龙治水”和“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状态，是党组织涣散，党员退化的问题，更是反击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侵蚀和颠覆活动。迄今为止它非常有效，结束了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为中国更健康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但由于历史、思想和体制的惯性，它近些年来大有矫枉过正之势。担忧这有可能是颠覆性错误，是因为它涉及内政外交的方方面面。
毫无疑问，中国左转在国际上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美关系的性质，也在中国与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许多主流国家之间划下一道鸿沟。它们或视中国为对手和潜在的威胁，或视中国为可利用的机会，但都将中国当作异类。
中共重新背上污名和黑锅
中共又重新背上前苏联和其他极权国家的污名和黑锅，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快被淡忘的标签又回来了：独裁专制，压制宗教、言论自由，侵犯人权，对外扩张等等。被当作异类对待，使中国同主流国家之间缺乏正常交流的基础，中国的每一句话都被曲解，每公布一个数字都被认为是虚构，每做一件好事都被往坏的方向猜测，连中国给各国的抗疫援助也遭中伤。疫后对病毒来源和中国政府早期应对的“内幕”的调查，将长期困扰中国。
或曰，崛起的老二和守成的老大之间的大国冲突，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没办法的事，何况中美属于不同文明和种族。但是，一旦这个冲突蒙上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色彩，局势就大不一样。
尽管西方自由主义正在遭遇空前的危机，但它的价值观仍是当今世界的主流，不仅在西方深入人心，在其他地方也广泛流传：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城市拉出一个年轻人，问他是否认同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公平等，其答可期也。公开反对普世价值，就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尴尬的地位上，成为众矢之的。
“七不讲”的九号文件已经外泄，即不许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司法独立，权贵资本主义，共产党的历史错误”。抓律师，堵言路，封锁消息、搞监控、拆教堂，打压信徒等，被外媒广泛宣传报道。台湾、香港、新疆问题，本来是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问题，现在被西方简单化为正义对邪恶。
对疫情暴发的追责，无一例外都隐含对中国是不透明、惯于造假撒谎的“极权政府”，草菅人命、不尊重人权的“制度”的联想。美国的许多对华政策，都是以“中国邪恶”为出发点的。一旦被贴上“邪恶”的标签，美国的打压就会是全面、无休无止、不留余地的，美国国内政治使然。
这就大大超出了大国竞争的范畴，使中国不但在盟友关系上全面落下风，在尝试据理力争时也吃哑巴亏。中国外交官和宣传界的积极主动、战狼式的反击可以使自己人痛快，但很难根本解决问题。在自由主义话语霸权下，中国有口难辨，这是中国故事讲不好，传不开的根本原因。中国另起炉灶、创造一个新的话语体系的企图，须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远水不解近渴，而且能否成功是个大问号。
台港反中民意正走上不归路
更不幸的是，这个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之争，正在使港台问题成为死结。台湾、香港的反中民意正走上不归路，统一大业从未像今天这么艰难。过去的一个普遍的观点是，时间在大陆一边：随着大陆日益强盛，台湾不得不顺从大势回归统一。
然而，看看今天的香港，由死不认同产生的街头巷尾的长时期、高烈度的暴力抗议，已使北京束手无策。将台湾看作大数倍，并且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成熟民主制度的香港，其收服难度可想而知。武力和经济利益，都解决不了民众离心离德的问题。
在国内，除了经济持续滑坡，政治走向也缺乏广泛共识，尤其是在三个重要阶层——干部、知识分子和私企老板中，引起了不满情绪。干部阶层在持续的反腐和收权下失去最多；知识分子不满对言论和思想自由的压制；私企老板在红色舆论下惴惴不安，文革式话语的回光返照也使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心惊肉跳。不满情绪有可能向一般民众扩散，最近的例证就是李文亮医生之死所引起的强烈反响。
大国顺利崛起，在外部要顺随国际主流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阻力，在内部则是保持活力和后劲，按目前的方向，两者都不达标，中国急须摆脱“走回头路”的不良印象和负面影响。
冠病病毒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历史很可能会进入一个全新时期。这对所有国家既是挑战也是机会，中国要胜出就要摒弃守成，及时调整方向，拿出新思路，重启创新的精神，这样才能防止国运倒转。当前西方新自由主义也江河日下，中国仍有机会开风气之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