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星期六上午10时，也就是清明节当天，警报声在中国全境响彻了三分钟。整个国家都停下来，悼念所有死于2019冠状病毒疾病的人。在这场可怕经历给集体记忆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之后，这是一个全国团结的时刻。根据官方数据，在总计8万3000多名感染者中，有3300多名中国人死亡。一些西方报道对这些数字表示怀疑，这让中国当局大为愤慨。即使感染和死亡人数明显有更多，也不会改变整体情况。
1月23日，也就是中国农历新年的前两天，中国领导人做出了封锁武汉这座拥有1100万人口的城市的重大决定。包括机场、火车站、地铁、河港在内的所有公共交通工具突然停止运行。当天下午，通往武汉的高速公路被封锁。几天之内，总人口近6000万的16座湖北省城市被隔离。通过将主要疫情限制在湖北省，中国得以防止国内其他地方暴发重大疫情。
在两个月里，湖北人民经受了不同程度的苦难，而以武汉最为严重。来自全国各地的援助源源不断，两所共有2500张床位的特殊医院在10天内建成。中国政府从其他省份和人民解放军调派数万名医护人员前往疫区，以加强那里的公共医疗体系，否则它就会因为重症病人突然增加而崩溃。中央政府确保每个湖北城市都有一个大省提供全面支持。几个星期前，当医护人员最终离开武汉和其他城市时，大批湖北居民走上街头，为这些“外地”团队送行，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
想象一下，如果中国中央政府在处理疫情时犹豫不决，一定会引发内部的激烈争论。武汉是中国航空、铁路、公路和江河运输的主要枢纽。抗日战争期间，南京沦陷后，武汉是蒋介石的临时总部。在蒋介石将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迁至长江三峡上游、较难到达的重庆之际，武汉曾发生了好几场伟大的保卫战。
也许没有哪个城市，能像武汉这样与中国各地联系得如此紧密。它是学生人数最多的中国城市，其中有很多是来自其他省份。在为期一周的春假期间，中国人会回到家乡与家人团聚。中国一年一度的春运，是地球上最大规模的人类迁徙。
回过头来看，如果北京没有做出封锁武汉的决定，冠病疫情将在一周内蔓延到中国的各个角落。世界卫生组织称这是公共卫生史上“前所未有”的应对措施。像武汉这样的疫情重灾区，可以很容易就出现50个，必会动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今年1月下旬的那个时候，人们对2019冠状病毒的性质仍知之甚少，甚至到今天也还不甚了解。
中国当局在去年12月和今年1月犯下了严重错误，包括地方官员查处“吹哨人”（早期参与掩盖疫情的主要省级领导已被免职，包括湖北省委书记和武汉市委书记）。但是，在最关键的决定上，中央政府还是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这拯救了中国，也为世界赢得了宝贵的几周时间。不幸的是，尽管世卫组织一再发出警告，那几周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
防疫与复工并重
有好几个星期，在许多人的心中，2019冠状病毒就和沙斯一样，是一种主要感染中国人和其他东亚人的病毒。这助长了关于病毒起源的阴谋论。随着中国感染和死亡人数的日益增加，外界的反应不一。一些人表示同情并伸出援手，另一些人则冷嘲热讽。反中和反华情绪在世界大部分地区蔓延，受影响的不仅是中国大陆人，还有东亚人。
北京把这些不同的反应都看在眼里。当《华尔街日报》将中国形容为“真正的亚洲病夫”时，它引起了中国老百姓的强烈不满。相比之下，捐赠少量口罩的梵蒂冈就受到了赞扬。
从那之后，局势就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中国已成功地将新确诊病例，减少至每天不到100起，其中大部分是输入型病例。它仍然非常害怕疫情反弹，并实施了全面的预防措施。现在不是世界将中国拒之门外，而是中国将世界挡在门外，特别注意防护北京免受疫情的影响。飞往北京的国际航班，须先降落在12个指定城市中的一个，以便检疫每一名入境旅客，并在必要时进行隔离。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逐步放松对正常经济活动的控制。公路交通、奢侈品消费、住房销售、煤炭消费、空气污染等各项指标都显示，经济正在迅速复苏。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有望实现正增长。当然，出口领域仍受到严重影响，但由于国内市场的规模，中国对出口领域的依赖已不像以前那么大。中国是世界上纵向一体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去年7月，麦肯锡（McKinsey）发表了一份报告称，虽然全球对中国的经济敞口正在增加，但中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敞口却在减少。
另一方面，2019冠状病毒已如洪水猛兽般地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其影响范围比中国要大得多。美国和欧盟的经济几乎直线下滑，因为人们正确地将重点放在控制疫情的措施上。失业率飙升，各国政府正在花费数万亿美元，帮助陷入困境的企业和个人渡过难关。口罩、防护服和呼吸器严重短缺。伦巴第和西班牙的一些城市，已经建立了一套令人心碎的分诊制度，以决定谁更应该得到挽救生命的治疗。
中国曾不得不向世界各地发出提供医疗用品的呼吁，以补充其自身产量的不足，现在则是向世界提供这些救命物资的主要供应国。中国的工厂现在每天24小时运转，每天生产2亿个口罩，其中大部分用于出口。
中央集权制度历史悠久
我们不知道欧洲和美国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摆脱目前的局面。2019冠状病毒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病毒，除非所有国家都安全，否则任何国家都不安全。即使欧美控制住了疫情，向中东、非洲、南亚、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等世界其他地区蔓延的病毒，还是会持续威胁每个人，直到找到能给所有人接种的有效疫苗。
中国所做的，其他国家难以效仿。中国独特的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独有。两千多年来，老百姓心目中的理想，是拥有一个运作良好、由贤明君主领导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国反复修建长城以保护国家免受外部有害影响，这是它的强大之处，也是其巨大的弱点。
冠病直接影响的是公共卫生，长期则会影响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在全球金融危机过去十多年后，另一场衰退或许即将到来。一些人担心这次情况会更糟。政府注入流动性和暂停合同义务的努力，只能暂时纾困。最终，过度负债的问题将必须以某种方式加以解决。过度负债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向全球体系注入前所未有的流动性所造成的。
随着公司倒闭对其他公司和债权人产生连锁效应，收拾这个金融烂摊子可能需要数年时间。饱受苦难的人是如此之多，对穷人的影响更是特别大，现有的政治制度和结构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一些国家将会出现社会动荡。弱者会就此垮掉，成为历史；强者会变得更强大，并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在全球政治和经济领域，领先国家和公司的排行榜将再次发生变化。
在美国，混乱的冠病应对方式，正在成为即将到来的大选的一个关键议题，并促使新领导人的涌现。在欧盟，冠病正在最大限度地考验欧洲的团结。如果印度的冠病疫情变得更糟，其喧闹的民主将面临重大压力。在中国，一开始对共产党构成威胁的冠病，反确立了其领导地位，至少到目前是如此。漫长的中国历史循环往复。对于《三国演义》开篇所云：“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小学生可说是耳熟能详。
中国可带领世界走出衰退
只要能够防止出现第二波疫情，中国现在就处于带领世界走出全球衰退的领先地位。它现在是唯一一条尽头有光亮的隧道。中国领导人自然希望将此转化为政治优势。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是如何基于政治考虑，通过直接捐赠或发出出口许可证，向外国发放口罩和其他物资。随着中国经济的复苏，我们可以期待中国将优先向“一带一路”沿线的友好国家开放国内市场。对于美国和欧洲来说，中国将试图利用其目前的优势来缓和反中情绪，并建立长期关系。
近年来，西方的反中情绪越来越严重，部分原因是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以及文明价值观的冲突。即使在那些赞赏中国成功战胜冠病的人中，也有人对中国的专制方式感到反感。当中央政府宣布封锁武汉时，武汉人民对这个决定没有发言权。当美国总统特朗普考虑封锁纽约市时，纽约州州长科莫强烈反对。在中国，国家利益高于人权。在自由主义的西方，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紧张关系，这也是自希腊和罗马时期以来，西方创造力的源泉。
中美必须异中求同
比较两国对各自的“吹哨人”的反应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中国的李文良医生最先在武汉拉响了冠病的警报，舰长布雷特·克罗泽（Brett Crozier）则将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不断恶化的冠病疫情公诸于世。两个人都感染了病毒。在李文亮事件中，他在死后得到了正式的平反，中央也通过发布对其情况所做调查的通报来为事件定调。而在克罗泽事件中，无论白宫怎么说，这场辩论永不会停止。中国和美国是在不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有各的强处和弱点。全球合作要求彼此接受对方。
只要中国这次不高估自己的实力，它可能会成为冠病疫情的大赢家。它必须遏制其官员在捍卫中国立场时采取过于强硬的姿态，或以盛气凌人的态度对待小国。最好是能遵循丘吉尔的至理名言：“在失败时，你要宁死不屈；在胜利时，你要宽容大度；在和平时，你要满怀善意。”在最近通过视频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呼吁国际社会在抗击冠病，以及通过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和促进贸易来提振全球经济方面加强合作。
中国可能很快就会召开因冠病疫情而被推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如何调整国内外政策（经济及政治），不仅关系到中国，也关系到世界。冠病是一场全球性的悲剧，但它也是中国和世界改弦易辙、重建信任、加强合作，并建设一个更安全世界的历史性机遇。要不然，另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一场比大流行更严重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