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冠病疫情的蔓延，在欧洲各国逐渐成为疫情的中心时，各国政府在严峻的情势下纷纷祭出各自招数。
然而，3月上旬，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爵士（Sir Patrick Vallance）在电视访问中坦承，英国政府目前的防疫政策已经从“控制”（containment）转变为“延迟”（delay），并试图通过“群体免疫”来延缓病情的进展，一时引发舆论的极大关注和争议。许多人好奇道，英国政府是打算束手就擒，任由病毒蔓延、人们被“自然选择“吗？
“群体免疫“这个概念是指人或动物群体中的很大比例获得免疫力，使得其他没有免疫力的个体，因此受到保护而不被传染。拥有抵抗力的个体在群体中所占的比率越高，易感个体被感染的可能性便越小。
这一理念的具体措施就是政府不做积极的追踪、检测和强制隔离等干预，而是寄希望于轻症患者自行居家隔离，不禁止年轻人自由活动，保持一定的距离接触，让社会对疾病逐渐产生免疫的过程。
然而这一措施有巨大的风险。目前冠状病毒的许多特性还未可知，在人群中传播的效力、变异情况还不明确，易感人群是否会从老年人转变为青年人还是未知数。如果未在目标期限实现目标人群的群体免疫，就有可能形成对疾病的完全失控，届时当局的处境将更为被动。
瓦兰斯爵士在引发社会巨大争议之后，改口说群体免疫只是科学探讨，并非指定的政策本身。但他所发表的言论，似乎并非是一时兴起的无稽之谈，而是反映了英国政府和预防医学界的一些态度。英国没有在早期采用中国式的抑制手段，而是拖延－减缓手段，有其基于现实国情的一些考虑。
首先，强力抑制手段的成本和代价很大。在社会中采用强制隔离、封城或者限工等措施，须要消耗庞大的社会资源、经济成本、人力成本，代价十分昂贵。强力抑制传播固然可以相对迅速控制疫情，然而病毒终究存在，人群普遍易感，一旦抑制措施松垮，疫情极有可能死灰复燃，容易反复，之前所耗费的各方面成本与代价将功亏一篑。
特别的是，英国的全民保健服务制（National Health System，简称NHS）早已经高额运转多年，如果疫情引起短时间内大量民众就诊，恐怕会使得早已经不堪重负的英国卫生系统雪上加霜，甚至引发瘫痪。在感染人数总数一致的情况下，能够尽量拖延就医高峰的到来，就能尽可能减轻医疗系统的负担，提高单位个体的医疗资源占有率，进而提高个体的存活率。
其次，抑制手段与个人自由主义的社会理念不符，容易招来很大阻力。英国社会从上到下对个人自由主义奉为圭臬，政府对私人生活的干预历来会招惹反感。部分民众骨子里对政府有“不信任感”，或者说是“叛逆感”，你越是强调什么，我就越反其道而行之。
贸然执行强制的手段，可能会产生社会阻力，民众支持度不高，政府的角色也会变得被动。但现任英国首相约翰逊就是以出奇招而闻名。这次面对疫情，他一开始就坦承，“许多人会在疫情中失去至亲”“政府已经无法完全阻隔病毒，只能延缓”。
看似缴械投降般的言论，其实正是治疗英国人最为贴切的药方，一时间伦敦地铁的人流都大为缩减，许多店铺都门可罗雀。民众看到政府无以依靠时，纷纷采取办法自救。一些公司和研究机构主动实行居家办公。同时，社会大众对政府政策的期待值也被降低，形成一种倒逼政府采取更积极政策的舆论氛围。
在此情势下，英国政府后来的政策愈趋积极，陆续出台关闭学校、饭店、酒吧等措施，要求人们的社交距离大于两公尺，孩童尽量不与老年人住在一起，招募数万名退休医疗员工返聘上岗，甚至放话不排除封锁伦敦。而此时的伦敦早已没有往常熙熙攘攘的人群，许多人早已决定居家自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