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了紧急事态宣言，释放将对逐渐扩散的2019冠状病毒疫情，采取更加强烈措施的信号。但是，关于这一点，媒体等纷纷发表“不温不火”“不会见效”等批评意见。因为这种紧急事态宣言，只不过是“强烈要求国民自我节制外出”，即使外出也没有任何处罚。对于大型活动和酒馆等也是如此，强烈要求别开店，但违反者不会面对任何处罚规定。
另外，尽管紧急事态宣言是由中央政府发出的，但实际上很多权限都交给都、道、府、县知事。在制度上，“外出节制请求”也由地方自治体的知事来实施。也就是说，不是中央政府采取统一政策，而是地方自治体采取各自的对应措施。当然，为了防止首都圈自治体在应对上有差异而出现问题，知事都在密切合作。但是，不能统一、集中地应对和管理，也是不争的事实。
为什么会有如此“宽松”的对策呢？为什么所有的政策都是政府向社会“请求”的形式，而比起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更具有主导权限呢？
对此，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政府为经济着想的结果。这也绝非不沾边。如果实施类似欧洲式封城，对经济所造成的打击无法估量，也许日本政府因此才会尽量考虑温和处理。
但是，这个说法未必是本质上的理由。上述问题的最简单答案，就是宪法和法律上没有依据来抑制国民的行为。事实上，就连这个没有惩罚规定的紧急事态宣言，原本也没有政府发布的法律根据，而是对在2009年甲型H1N1流感时制定，又在2013年禽流感流行时适用的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进行修改，以适用于现在的冠病疫情，并于2020年3月12日、13日在众议院、参议院通过，最终成为根据法。
这样一来，知事就可以要求居民除了维持生活所需的情况外，不要随意外出，还可以要求学校、社会福利设施、电影院、棒球场等场所，以及其他多数人使用的设施等关停。除此之外，知事还拥有强制性的权限，例如可以让居民接受预防接种、为修建医疗设施可以强制征用土地等。此外，知事也有义务确保医疗商品的价格稳定，以及可以要求日本银行等机构，在经济金融方面采取措施。
但是，和其他国家相比，这些措施还是很“宽松”的。关于行动限制，宪法22条规定行动的自由；另外关于营业限制，宪法22条也规定营业的自由。政府不能违反宪法，强行限制国民的这些权利。因此，政府能做的只是“请求”。
可以说，日本宪法中不包含政府能对社会发挥强制力的条款，这是有历史背景的。日本的宪法自二战结束后的1947年实施以来，一次也没有修改过。因此，围绕修改宪法的讨论越来越多。关键是，20世纪前半期的日本政府，依据旧宪法，一边强行压制国民的基本权利，一边实施总动员，走向战争。正因如此，在战争结束后不久所制定的宪法中，规定政府不能抑制国民的基本权利，以及采取某些强制行动。
日本宪法赋予作为主权者的国民监督抑制政府的权力，也没有赋予政府很多权限。因此，冠病疫情对今后围绕日本修宪的讨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不管怎么说，从宪法规定的政府权限这一观点来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日本的“紧急事态宣言”为何是“宽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