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美国众议院民主党人对总统特朗普，发起了一轮滥权弹劾案。此弹劾案虽最终夭折，但其实际意义和效果，借用目前一个时髦的词语，等于是美国国会对总统权力的一次“训诫”，或者说是美国人民对总统的一次“训诫”。
对权力的批评弹劾，其强度和效果，与权力的大小成正比关系。即权力愈大，愈应该对其早监督、多监督、早预警、多预警。一旦发现问题，就必须早隔离、早应对、早处理，这样才不会给国家民族造成重大损失，和难以挽回的灾难。
首先应诚实面对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最高权力是否会出错犯错？答案无论从何种角度讲，都应是肯定的。人非圣贤，孰能无错？古今中外，无论政治和国家体制为何，最高权力和领导者，都会出现执政失误，甚至是重大失误。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对这样的重大失误，有无制度化的具体防范和应对举措？以美国为例，如果总统出错，轻则可以运用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走马换帅；重则可以紧急启用宪法弹劾程序，对总统追究问责。广为人知的案例，就是1974年的美国总统尼克逊，因为“水门事件”而面临国会弹劾，被迫辞职下台。
但在一些现代化发展仍不够完备全面的国家和体制中，对最高权力和领导者的监督管理，往往是最为致命的短板或盲点。可能会有诡辩术宣称，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但这显然偷换了概念，即试图把对最高权力和领导者的有效监督和管理，淡化成一种无所谓的“吹毛求疵”。
只要去查查二战期间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历史，苏联70年的盛衰轨迹，和中国十年文革的惨烈浩劫，稍有常识、良知和基本判断能力的人，都会认定对最高权力和领导者的有效监督管理，乃事关国家民族长治久安的千年大计、重中之重，不可不察。
在古典时期，有些失误和问题，可以迫使最高统治者下“罪己诏”。而一旦危机深重，体制内部机制无法再加以化解，就往往导致民众起义，改朝换代。极其可悲的是，一些落后甚至野蛮的权力模式基因，却在不少国家和文明中一直延续至今，成为深化改革发展的最大政治和体制障碍。
当代“非现代化”的最高权力纠错模式，大概有三种类型。首先是待到最高领导者自然过世后，才开始全面系列的拨乱反正。但致命问题是时间已经耽搁太久，许多重大失误和灾难已成不可逆状态，恶果积重难返。
再有就是所谓“宫廷政变模式”，即通过非常规、非法治、非和平的方式，实现对最高权力的变革及矫正。非常规指采取秘密的、突然的、极端的手段；非法治，指的是这样的宫廷政变操作，往往无法可依，无章可循；非和平，指的是这类操作经常采取暴力形式，或至少以武力和军队胁迫压阵为后盾。
最后一种模式，就是通过民众起义，激进变革，来实现国家的发展路线矫正及最高权力重组。这也是成本代价最大、副作用最多的一种下策选择了，会让一个国家民族陷入“自由落体”的巨大危机之中。
于是当代政治和行政管理科学，往往将“对最高权力和领导者的有效监督和管理机制”，当作检验一个国家政治和社会文明程度高低的关键标准。
常言道：不怕出错，就怕不认错，就怕有错难改。权力并不等于权威，权威无法靠权力崇拜和歌功颂德取得，而必须靠权力少犯错误及有错必究。
如果表面强撑稳定，下面却暗潮汹涌，正当疏通解决渠道缺失，而网上到处乱传乱贴各种檄文、请愿、声讨、呼吁一类，纷纷直指最高权力和领导者的问题，这就充分反衬出政治和社会文明程度的严重滞后。千万别说这只是“制度不完美”，再这样自欺欺人，就会地动山摇。
